作者:杨菊芳 2011-06-13 11:39:31 来源:网络
作为立志行菩萨道的艺术家，他和前妻之间已僧俗殊隔。他为自己准备的归宿便是从焚烧自己中得到精神与灵魂的升华。理解并深爱着他的前妻对他说：“我在尘世等着你，将来假如有一天你需要我，不论你变成什么样子，不论我在什么地方，我都会奔到你的身边。”
10年前，我采访过他。那时候他叫史国良，是北京画院的一级画家、33岁的教授。他的中国画《刻经》不久前在第23届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赛上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会的大奖。这个奖被公认为美术界的奥斯卡奖。
他随意穿了一件短袖T恤，剃着一个和尚头，凸出的额头下，一双微凹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用洪亮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向我讲述了一个在贫穷、饥饿和欺侮中长大的抹灰工的儿子怎样成为著名画家的故事。
他的妻子，一个有着婀娜腰肢和姣好面容的少妇，从他家古色古香的客厅墙上温柔地
望着我们，也在倾听他的那些既哀伤又回肠荡气的故事。那是他给妻子画的一张像。
那时他是多么的意气风发啊——才华横溢，家庭美满，事业顺达，前程似锦。他开朗地笑，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唱起民歌来让人听得如痴如醉。无数年轻的崇拜者簇拥着他……
在我为他撰写的报告文学《画坛朝圣者》发表不久，为了将中国写实人物画推向世界，他飘洋过海去了加拿大。
10年后，我第二次采访他，他已经被人称为“慧禅法师”。
他修行和作画的精舍里焚着檀香。一见我，他便双手合十，道一声“阿弥陀佛”。我无法用笔墨形容在这一刹那的感受。
5月的北京，艳阳高照。他还是穿着一袭土黄色的僧袍，打着裹腿，足登一双沙门洒鞋；依然是熟悉的和尚头，只是头上多了几点排列整齐的戒痕；依然是轮廓分明的脸，那微凹的眼睛，沉郁代替了往昔飞扬的神采，这沉郁也融进了他依然洪亮而富于磁性的声音里，就连他的笑也让我感觉到了沉郁。
他刚刚从昆明世博会作画归来。他的新作《四季》在深圳水墨画双年展上又一次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引起广泛注意的还有他的一身僧衣。
因为他以这样一个面貌和身份重新出现在中国画坛，让人们记起了当今社会已经很少听到的一个词——画僧。
和他同坐在微笑着的无量寿佛的铜像下，我向他探问：为什么要出家?从受人仰慕的名画家到寂寞苦修的画僧，都经历了一些什么?
他给我讲了两个半天。
这一次，他的屋墙上没有了他前妻的画像，由于出家，1995年他和她办理了离婚手续。然而，我从他的叙述中却无比清晰地看见了这位女性美丽的形象。
我无法拒绝她走上我的笔端。
这一个新的故事，就从他们的相识开始。
缘 遇
他们相识于1979年。史国良在中央美术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
那时候，史国良在画界已经小有名气，北京的许多画展都有他的画作。他的《越唱心里越快活》和《毛主席过彝族区》受到广泛的好评。他的《月色》上了《中国画汇编》和《美术丛刊》，上了数家报纸，还上了挂历。
当时史国良(慧禅法师)为中央美院国画系学生讲课后做示范，中央美院恢复了被禁锢多年的舞会，每到周末，史国良便和同学们一块到礼堂去跳舞。
舞场中有一位剪着短发的漂亮姑娘——纤细的腰肢、丰满的胸脯、弯眉下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穿一条剪裁合体的蓝布裙，头顶上系着一条红发带，不知是胆怯还是害羞，总是低着头不敢看人。她的舞姿非常优美，然而即便在随着乐曲快乐而自如地旋转的时候，那漾着优雅笑容的脸上也常常带着一丝淡淡的忧郁。舞会一散，她便飞快地消失在和美院一墙之隔的家属院里。
不少男孩都想和她跳，可是不知道怎么邀请。史国良也是这群男孩中的一个。他不会跳交谊舞，就在跳迪斯科的时候，时不时故意碰她一下，引得她把目光投向自己，再装模作样道一声“对不起”。
读研第二年，有人来给史国良提亲，想不到给他介绍的竟然就是这个女孩!他知道了她叫刘玉梅，是某出版社的校对，她的父亲就是他所在的国画系的党支部书记!
几乎没有犹豫，他就同意了和刘玉梅交朋友。
以前他只品尝过女性的美丽，自从有了刘玉梅，他品尝到了女性的温柔。他画画，刘玉梅为他研墨，给他送夜宵，帮他洗衣服、整理房间，把他和他的宿舍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从和他相识那一天起，这个美丽善良的刘玉梅就把他当成偶像崇拜。
突然有一天，史国良的家庭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痛苦万分的史国良决定终止与刘玉梅的交往。他谁也没有告诉，跑到乡下画画去了。
刘玉梅到处找他，找了好几天才找到。
那是一个奇冷的冬日。刘玉梅只穿了一件薄呢子大衣，挽着史国良在街上走了很长很长时间。严寒把刘玉梅的脸冻成青紫色，脚被高跟鞋磨破了，血沾在袜子上凝成一块冰片。
“咱们的事吹了吧，我考虑来考虑去，咱俩还是不合适。”寒风中，史国良的声音也那样幽冷。
刘玉梅惊愕地望着史国良，挽着史国良的手从他的臂肘间滑落下来，又挽了上去。她一会儿挽上去，一会儿又下来，不知道该继续挽着，还是就此分开。她费力地说：“你如果觉得我不合适，那就算了吧。”“我还有东西在你们家呢。”史国良说。“你明天来拿吧。”
第二天，史国良去刘家拿东西。
只有刘玉梅一个人在家。史国良的衣服，全都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所有的书都打成了捆儿，等待主人把它们取走。刘玉梅的脸如同纸一样苍白，可仍然露着温柔的笑容。
史国良问：“咱们吹了，你怎么跟家里说呢?”
刘玉梅摇摇头：“没想好。我慢慢想吧。”
“你怎么跟你单位的人说呢?”
岂止是出版社，中央美院、美院家属院以及他们两人的朋友、同学、亲戚……没有不知
画僧史国良和前妻刘玉梅、儿子史村
道他俩关系的。
“没想好。”刘玉梅垂下头去，“我会把一切都处理好的，你别为我担心。”
史国良被深深感动了，一把抱住了刘玉梅：“咱们不吹了!”
第三天，刘玉梅病倒了，发高烧，烧得满脸通红。
史国良买了几个橙子，坐在她的床边，用橙子在她滚烫的额上滚动。她睁开眼睛，含着眼泪对史国良说：“你太好了，我愿一辈子跟你在一起!”
1980年底，史国良从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当美术教员。在“军艺”一间用楼道隔成的房子里，他们结了婚。
缘 聚
当往事带着甜蜜也带着苦涩漫浸了慧禅法师——史国良的记忆，在寂静的净室，他为妻子写下了如下的文字：“这么多年如果没有她的爱，我今天的事业不会有什么成就。身后的脚印就是我们的全部秘密。她陪伴我走了15年，如果说我的那双脚印里灌的是汗水，那么她的那双脚印里，除了汗水还有眼泪。”
为了让史国良全心全意去攀登绘画艺术的高峰，刘玉梅什么都为他做了：从全部的家务，到为他研墨、裁纸、洗笔、裱画。
为了画画，史国良每年有一大半时间是在西藏和边远山区度过的。他曾经对刘玉梅说：“咱们把家搬到西藏去吧。”刘玉梅笑着回答：“走火入魔!要去你自己去吧。”她习惯不了那里的生活。在一个人带着儿子苦苦等待丈夫回家的日子里，她画了一只孤独的鸟，鸟的眼里滚落着大颗的泪珠，那是她因为没有力量拉回丈夫滞留在西藏的心而流淌的泪水。
为了巩固和史国良的爱情，她也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文化修养。
史国良介绍给她不少中外名著，她都认真地读了。每当他们看完戏剧或电影，她就听史国良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她还去美术学院听课。那些理论课非常枯燥，她一堂不落地听下来了，还做了厚厚的笔记。绘画，她就是那时开始学的。她画的大蜻蜓还参加了画展。
1982年，她从出版社调到一个广告公司。在新的岗位上，她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了，她为公司赢得了许多客户。
后来她搞起了扎染，自己设计工艺、图案和色彩，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蜡染布。她用这种布做成毛边的宽摆长裙出售，很快就风靡了北京，连一些演员和歌星也来找她订制这种大裙。美术公司为穿着这种裙子的她拍了许多照片，做成挂历，这种挂历也风靡了北京。
这是刘玉梅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这个时期她的笑容变得分外灿烂。她也渴望有所作为、渴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她终于半途放弃了这一切——史国良从遥远的加拿大发出呼唤，丈夫在思念她，希望早日和她团聚。
异 邦
史国良是在1989年12月应温哥华大枫叶画廊的邀请赴加拿大办画展的。
出国申请批下来的时候他正在拉萨写生，接到通知后匆匆赶回北京办理签证，再匆匆迈出国门。
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没有任何与境外画商打交道的经验。画展很成功，可卖画的收入绝大部分落到了画商的钱袋里。帮他办理出国手续的画商又提出和他签约，他一看拟好的合同无异于卖身契，拒绝了。于是他被赶了出来。他不懂英语，在温哥华又没有朋友，背着一个黑色的大旅行袋，在街头漫无目的地走，在一条小街上看见了一个小旅店，就把自己安置了进去。
所幸史国良遇见了几位中国留学生，他们中有人知道他的大名。他们帮他租下一间小小的地下室，还送给他一些生活用具。史国良从大街上把当地居民丢弃的床垫、沙发、桌椅、冰箱什么的捡回“家”，建起栖身之所。当地的华人画家知道他来了，到地下室看他。他如同见到亲人一样激动万分，给他们唱民歌，《走西口》、《赶生灵》、《战士想念毛泽东》……直到把会唱的统统唱完。
他不懂当地的交通规则，有一天正在走路被一辆汽车撞了。他被警察裁定为责任者，腰部受了伤，还要倒赔给对方500加元。从此他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发作时只好趴在地上。他拿着医院的证明去移民局申请让刘玉梅赴加来照顾他的生活。
不到半年，他办画展卖画的钱就用完了，不过他已经在地下室又画出了一批以西藏寺院为题材的画。新结识的画界朋友把他推荐给温哥华艺术馆馆长，介绍他是蒙特卡罗艺术节上的大奖获得者。温哥华艺术馆馆长不相信，问他要奖章和获奖证书，他没有带来，可是带来了奖章和获奖证书的照片。温哥华艺术馆馆长到史国良住的地下室来看照片，看完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人!”他觉得不可思议：生活如此窘迫的一个中国人竟会有这样一个大奖在身边。给了他更大惊喜的是史国良的画作。他马上去找卑诗大学亚洲中心的馆长，为史国良的画安排了展期。
1990年6月8日，史国良中国人物画展在卑诗大学亚洲中心开幕了。
11幅反映西藏宗教生活的画作，全是4米长1.5米宽的宏幅巨制，连成了长达40余米庄严而生动的“大佛门”。许多媒体和社团都被吸引来了。新闻界对画展进行了大量报道，人们纷纷传说：“温哥华来了一个真画家!”
刘玉梅是在画展的最后一天来到温哥华的。她从机场直接赶到亚洲中心。两个人一见面就紧紧拥抱在一起，好久好久都不放开。刘玉梅泪流满面，那是欢乐的眼泪。
画展闭幕了，史国良带妻子回家。一踏进地下室，刘玉梅就愣住了。她又泪流满面，哭得“呜呜”响。这一次是因为伤心。
夜深了，两人并排躺在床垫上。刘玉梅一翻身，碰到了从帆布床垫的破洞中钻出来的弹簧，被扎得尖叫起来。
耗子在黑暗中蹿上跳下，把什么东西咬得“咯吱咯吱”响。
刘玉梅惊恐地挨着史国良，“不，”她说，“我们不在这里住了!”
第二天他们就搬上了一座楼房顶层的阁楼。阁楼顶是尖的，墙只有半人高，人只有在房屋中间才能直起身子来。这也是温哥华最廉价的房子。
来温哥华没几天，刘玉梅便去一家台湾餐馆打工。见工那天，史国良陪着妻子去。
他们刚走到门口，里面便传来一声男人的断喝：“哪儿的?过来过来!”肥胖的台湾老板坐在一张餐椅上，对他们瞪着两眼。
史国良一下子傻了。这样粗暴，这样凶狠，自从来到加拿大，他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
谈妥了工钱——一小时3加元，老板扔过来一条围裙、一顶圆帽，命令刘玉梅去切洋葱。刘玉梅一边切，一边擦着因受洋葱的辣汁刺激而冒出来的眼泪；狭小的操作间里油烟弥漫、热气蒸腾。史国良不敢再看自己的妻子，逃跑似的离开了这家餐馆。
刘玉梅从来不对史国良讲自己在餐馆遭遇了些什么，每天都装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去上班。史国良只知道，妻子每天回来都筋疲力尽，随便吃点儿东西就睡下了。由于天天与水、消毒液打交道，刘玉梅纤细的手开始变得粗糙、红肿，一层一层地掉皮。他发现妻子的双腿常常青一块紫一块的，便再三追问，刘玉梅这才轻描淡写地告诉他，是提泔水桶碰的。他从没发现过妻子脸上有泪痕，原来每天下班回家前，刘玉梅都用水洗再用淡妆仔细地掩盖掉自己身体和心灵的创伤。两个月后的一天，另一位中国画家的儿子也到这家餐馆去打工，他只干了一天就由于受不了老板的凶暴和牛马一样的劳役，说什么也不去了。史国良这才知道，妻子要用怎样的忍耐和毅力才能承担下那炼狱一样的煎熬!
刘玉梅打工的第二个地方是一位台湾老兵开的中餐馆。老板娘是来自农村的和善的老太太。她喜欢刘玉梅的勤谨、忠诚、温柔，更喜欢刘玉梅那包饺子的好手艺，大陆风味的水饺为这个小小的餐馆带来了不少食客。工作照旧非常累，但刘玉梅知足，因为她至少不用再忍受无礼的斥骂，而且有了在家以外的可以聊聊天的人了。
史国良仍然勤奋地作画，除了自己画，还教温哥华的中国小孩画画。他又将过去的经历写成散文、随笔一类的小文章，发表在当地的华文报纸上。一位香港出版商读了这些文章后跑到小阁楼上来找史国良，说要把他捧成专栏作家，并约他写小说。第一本小说名为《老床》，灵感来自史国良80年代中期在国内买的一张清代的硬木床。他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写，往往在黎明到来之前完成一章。处在亢奋状态的他把酣睡中的刘玉梅摇醒，拽起来，听他念他的小说。刘玉梅勉强睁开惺忪的睡眼，半睡半醒地听着，用迷迷糊糊的声音夸赞：“好!好!”史国良把一章念完，也到了刘玉梅去上工的时间。刘玉梅用冷水洗一把脸，就走了。
史国良一共写了3本小说，《老床》还上了香港畅销书排行榜。之后他却放弃写小说了。一本10万字左右的小说，稿酬不过1000多美元，他要拼命付出许多时间和精力，而且出版商又没能完全履约。更重要的是史国良了解自己的小说题材和思想的贫乏，与其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写作，不如作画来得真实、丰富，富有深刻的冲动。
他再次全心全意投入到绘画中去，主题依然是西藏。温哥华再一次举办了他的个人画展。此外，他的画展还办到了香港、台湾、新加坡。他的画价上升了，从每张百元、千元加币，一直到每张万元。客户从买他的小品画，一直到专买他西藏题材的大创作。画商争先恐后与他签约，最多时达到每年30万加元。
他们的生活状况发生了根本改变。在市中心女皇公园附近，他们拥有了自己的住宅，也有了自己的汽车。
一如在国内，刘玉梅全心全意地照顾着史国良，照料着这个家。她用灵巧的心和手，把自己的房子装饰布置得有如艺术的殿堂。她学会了英文和驾驶。当史国良和外界打交道时，她是他的耳朵、嘴巴和腿。本来她完全可以安心做家庭主妇，但她不愿接受丈夫的供养而继续打工。她第三个打工地方是一家宾馆，一个人负责搞16个房间的清洁。年年她都被评为“优秀员工”，年年她都有奖状和奖金拿回来。她也继续着自己艺术上的追求，她画的国画《月下荷塘》还参加了温哥华的赈灾义卖，卖了500加元。
1991年，他们从北京接来了惟一的儿子史村。
再一次摆脱了贫困的史国良，没有忘记身遭不幸的人们：他为非洲难民捐款；1993年祖国华东发生特大洪水，史国良和温哥华的华人画家组织了一次画展卖画赈灾，吸引了大批捐赠者，募集到数额巨大的救灾款。在这次画展的基础上，温哥华成立了华人艺术家协会，史国良被推举为副会长。
缘 分
命运的又一次转折出现在他到达人生的又一片开阔地之时。
1995年，一位在美国的大和尚到温哥华来为寺庙的修缮募捐，通过一位华人画家找到了史国良。
第一次会面，大和尚绕着史国良走了一圈，说：“史先生，我从哪个角度看你都像和尚。”
史国良心中一惊。他从小到大不是寸头就是光头，从小就喜欢合掌。有几次他合掌时，母亲还打过他的手。长大后，他心中一有不安就跑到庙里去。他去的更多的是喇嘛庙：不仅为了艺术，也是为了心灵。
他说：“我想过：50岁以后去当喇嘛。”
大和尚说：“你是汉人，我看不如当和尚，做画僧。”
史国良熟悉画僧：从美术史和文学史中，也从博物馆和收藏家收藏的画僧们留下的作品里。
中国的画僧，从五代的贯休，经北宋的惠崇、巨然，明末清初的石涛、八大山人，直到清末的虚谷，有近千年的历史，他们的艺术之光，对中国的文化包括佛教文化产生的影响无可估量。可自虚谷和尚之后，中国画僧的法脉已经断了上百年。
史国良对大和尚说：“我想一想。”
他真的想了，而且是非常认真地想了。想毕，他就和刘玉梅严肃地谈了自己出家的事情——做中国画僧的传灯人。
他做出这个决定还有一个原因，便是他对西藏的爱。准确说，是他对西藏那种把宗教、艺术和生活融合到一起所形成的独特文化的爱。在他西藏题材的作品里，金碧辉煌的佛门和进出于佛门的人，构成了最主要的内容。他曾经想过这一生一世就画这一个题材。他不止一次想以出家的形式投入西藏的怀抱，去体会西藏人那种与自然融合的宗教精神、真诚执著的感情，以画出更好的作品。
刘玉梅听完哭了。她说：“咱们受了这么多苦，现在日子刚好，你又要出家……”
史国良绝不是说说而已，做一个画僧的念头那样强烈地攫住了他。因为妻子不同意，他变得郁闷而烦躁。
度过许多个无眠的长夜后，刘玉梅答应了史国良：“你先去试一下，不行再回来。”
愿望虽然如此，而人生在许多时候就像那漂流的轻舟，一旦投入江海中便没有多少自己驾驭的可能，只能任狂潮激流冲到什么地方是什么地方。因此当接踵而来的解除婚姻关系的问题摆在史国良和刘玉梅面前时，他们也只有低头闭目承受。
史国良说：“我把房子、钱全留给你，我要这些没用了。你带着村儿好好过……碰到合适的人，就走你的道儿……”
刘玉梅说：“我什么都不要。我认识你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我嫁给你的时候，你也什么都没有。你读研究生时枕的那个破枕头，还在我妈那儿呢。”
史国良又一次感受到妻子的善良、妻子对他的爱。15年的共同生活，她为他付出了多少!纵然他把财产全数给了妻子，又怎能补偿妻子的牺牲和付出?充其量不过是为她和儿子日后的生活留一点保障罢了!
律师为双方准备离婚文件，在需要当事双方签署自己名字以作确认时，刘玉梅的手颤抖了。她再一次问：“国良，我们能不能不办这个手续呢?”
史国良摇头：“不能。我要做就做真和尚。”
签完了字，史国良想到了一个问题：“玉梅，我们离婚了，我当和尚去了，我们怎么跟两边儿的爸妈说呢?”
刘玉梅低了头：“我不知道。慢慢再说吧。”
15年前的旧景重现!史国良的灵魂又一次受到深深的震撼和感动。只是这一次，他没有了重新抉择的主动权。
离婚文书送进了律师楼，刘玉梅却不让律师上报，她对律师说：“请再等一等。也许我的丈夫会回心转意……”她一直等到1996年的中秋，报纸上刊出了史国良正式受戒的消息之后。
1995年10月，刘玉梅带着儿子亲自送史国良到美国的寺院。她对大和尚说：“我从来没有逆过史国良，这次也不愿逆他，我把他交给你……”话未讲完，她眼里已噙满了泪。大和尚满面笑容：“从此我们是一家人了。以后你可以常来常往，像走亲戚一样。”
法 缘
从画家到画僧的嬗变，可不是一件轻松洒脱的事情。
只有受过“三坛大戒”，才可成为正式的出家人。受戒之前，戒子们(等待受戒的男女)的集训生活比军营更加严格。每人被授予一个号码，代替了各自的姓名。所有的戒子编为若干班，史国良被指定为比丘三班的班首。
每天清晨4时起床，只有10分钟的整理内务和盥洗时间；一间寮房(和尚居住的房间)住九个人，卫生间里只有两个便器。为了不因站队迟到而受罚，早上的“如厕战”进行得无比紧张而激烈。
早课的第一堂是朝山，从山脚开始，念一句佛号，趴在地上叩一个头起来，向山上迈一步；再念一句佛号，再叩一个头，再起来……一直叩到山顶，即使赶上下雨地上全湿的时候也要叩下去。炎热的夏季，戒子们仍然要按规矩穿好六层僧衣，即使不下雨，浑身上下从里到外也会被汗水浸透。在西藏，史国良看过也画过一队队男男女女的藏民背着行囊摇着转铃，走一步叩一个长头，直叩到佛住的地方。现在他亲身经历了，尽管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叩头的姿势不尽相同。
朝山过后是念经。
吃饭叫“过堂”。每餐都要站队，在纠察师傅的带领下唱开斋偈；东面都为男众，西面都为女众，每个人面前放置一个汤碗、一个饭碗，坐要笔直，双目看前方，不能说话，也不能四处张望。第一天用的是竹筷，第二天就改用铁筷了，这是对戒子们进行无声行为的训练。饭毕，还要集体念“结斋偈”。
上午的早课后，一般是去大殿听讲。下午课主要是练习佛门的规矩：如何合掌，如何行礼……晚课过后往往已是夜11点。晚上睡觉也有规矩：面朝里，右手托头侧卧——如释伽牟尼涅槃时的睡姿，这也有个名称，叫做“吉祥卧”，而且必须盖棉被。天那样热，戒子们总要到后半夜才能睡着，刚刚进入梦乡，起床的钟声又敲响了……
山上有许多燕子，史国良把它们写进了日记。“小燕子，你们是候鸟，都集中到我们这座山上了。你们很快就要飞回北京去繁育后代了，如果在城北的护城河边的一个大院里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她就是我妈妈，你们给她捎个信儿，说我想她。你们要是能飞到温哥华就好了，替我去看看我的孩子和他的妈妈过得好不好，看看他们在做什么……”
按照寺里的规定，每天午饭后，亲属可以来看戒子。哪位戒子的亲属来了，纠察师傅就会在结斋时叫：“×号，留下来!”
史国良知道自己的亲人和自己远隔着千山万水，根本不可能来看自己的，可每次结斋时还是暗暗盼着能听到自己的编号。自然，每次他都怀着失落和怅惘离开斋堂。
受戒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剃度仪式在1996年9月27日举行，和史国良一同剃度的还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印度、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141名男众和女众。
那是一个盛大的法会。
史国良双手合十跪在地上。自从下定出家的决心，他一直处在一种亢奋之中，以殉道者的心情体味着献身的勇敢和悲壮。然而，现实的僧侣生涯把他的浪漫和幻想彻底地击碎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为了实现画僧的理想将要付出何等的代价。
戒场上，黄幡飘舞，香烟缭绕，法器齐鸣。法钟“咣咣”，每一声都让他全身的肌肉震颤；法鼓“咚咚”，每一下都像敲在他的头顶上；法号“呜呜”，他觉得自己的心一片一片地破碎了。
这也是一个他与尘世告别的仪式。从此以后，那个年轻的教授史国良、大画家史国良、名人史国良不复存在了，他变成了慧禅和尚，置身于小沙弥的队伍中，长伴着青灯、古佛、暮鼓、晨钟。
可尘世中，还有多少他无法扯断的牵挂!
亲人、师长、朋友，家庭、母校、画院……伴着震天的法器鸣响，一齐涌入他的脑海。不知什么时候，这些意象消失了，他的脑屏幕上只剩下一个影像——妻子刘玉梅。他的前妻曾把自己一生的幸福都系在他的身上，可他究竟给她带来了多少幸福?对于他的出家，双方的家人全不知道，刘玉梅回到北京怎样去过这一关?他们的儿子还这么小，刘玉梅要付出怎样的艰辛才能把儿子养大成人?婚前，刘玉梅就对他讲过：“我愿意什么都自己承担起来。”她可曾想到有一天要独自承担的竟然是丈夫出家和这件事所带来的一切后果!世界上有多少让人难以承受的事情，而最难以承受的那件往往最出乎人的意料。
他一直哭，五官变了形，嘴里发着“嘟嘟”的怪声，但当时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事后别人告诉他，他是所有受戒者中哭得最惨的一个，他才知道，人是会这样哭的!他听到师傅在问：“(对佛门戒条)你能持否?”他抬起头，机械地回答：“能持。”他的师傅看了他一眼，立刻把头扭到一边去了。
走出戒场，史国良的心空落落的。他给刘玉梅打了一个电话：“真想家。别人家里都有人看望，就我没有。”刘玉梅拿着话筒哭了，说：“我马上来看你。”史国良说：“你不要来。我已经正式出家了，我们已经离婚了。”刘玉梅还是带着儿子来了。
依然像以往夫妻间久别重逢时一样，刘玉梅一头扑进史国良的怀里，和他紧紧相拥。
松开臂膀，四目对望，刘玉梅看见了史国良头上新烧的戒疤，禁不住用手去摩挲，热泪滂沱。
纠察师傅严厉的声音把沉湎在悲欢交织中的史国良和刘玉梅惊醒：“空门净土之中，你们不要这样亲热，他是和尚!”
即使五雷轰顶也不过如刘玉梅此时所受到的身心震颤，不管她怀着对史国良怎样不变的爱，他们之间已是僧俗殊隔，横上了一道不可逾越的藩篱。
他们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在一起独处，在纠察师傅的虎视之下，纵然有千言万语也讲不出来了，便只有默默无语地相对而坐。
晚上，儿子睡到史国良的寮房，刘玉梅独宿在寺院冰冷的客房。
不独客房冰冷，寺院中的人也是冰冷的。佛门有佛门的戒规，史国良懂得了，接受了；刘玉梅却不能理解、不能承受。临走，她被告知：“你以后不要再来了。”史国良也被告诫：“既然皈依了佛门，就当彻底了断尘缘。弘一法师李叔同也是半路出家，你好好想想他是怎样做的!”面对威严的佛祖金像，刘玉梅哭得肝肠寸断。
“我在尘世等着你”
剃度后的第二年，史国良回了一趟北京。
正赶上画界前辈黄永玉从香港回来，美术界为他在豪夫门啤酒坊举行欢迎会，史国良也接到了邀请。
他穿着僧衣去赴会。走进宴会厅，面对满座的旧友新朋，他臂挎佛珠，双手合十，一声“阿弥陀佛”，全场都被惊得霎时鸦雀无声。
那时关于他出家的事在国内还没有报道，只有传言，朋友间只是猜测。突然间，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是一种证实，激起了新的波澜。所有的人都问他：为什么要出家?
这是一个包含着太多内容、需要用太多语言才能表达清楚的题目。在这样一个场合，他只能微微笑着用三个字作答：“我喜欢。”
所有的人都问他：你的太太怎么会同意你出家?有人问得更加露骨：是不是刘玉梅对你……
该怎样向人们包括他的亲人讲述自己的妻子——噢，现在已该称为“前妻”——为他的事业、他的理想所做的奉献和所做的牺牲以及对他始终如一的爱情?该怎样告诉大众，他对这个善良女性永生永世的感激和歉疚?
他站起身来，高歌了一曲陕北民歌《三十里铺》：
提起那个家来家有名，
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
四妹妹嫁了一个三哥哥，
他是我的心上人。
三哥哥你今年一十九，
四妹妹你今年一十六，
人人都说你二人天配就，
他把妹妹撇在了半路头
……
1997年，史国良重新回国定居。
他是画中国画的写实人物画家，他的精神源泉和艺术源泉都离不开中国。
三间暂借的小屋经过简单的布置，成了他修身和作画的净室。从深深的寺院回到“人间”，他发现了生活中一些用眼睛看不见而只能用心灵感知的东西。这使他的新画作多了一层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和对精神家园的依恋。
1998年中国再一次遭受了特大洪灾。他参加了美术界的赈灾活动，捐出了一批画。
他仍然兼任着北京几所大学的美术客座教授，还应邀给音乐学院的学生们讲民歌。他授课的内容，除了技法，更多了他对艺术与人生关系的感悟。
他出国前出版的《史国良人物水墨画集》迄今已经再版了五次。又和天津美术出版社签了约，写一本关于水墨画人物研究的专著。
国内佛教界也欢迎他归来。他参加了国内佛教界的一些活动，比如河北百灵寺的开光典礼。
他也重返了西藏。他正计划着一次“艺术苦旅”，跟随从四川阿坝步行去拉萨的藏民，亲历那一步一个长头的行程，用画笔将整个朝拜过程展示给世界。
他的前妻刘玉梅现在带着儿子住在美国。
每个星期，她最少给史国良打一次越洋电话。如果她没能在史国良暂时栖身的精舍中听到他的声音，便会把电话打遍他们在国内的亲戚、朋友、熟人，旨在寻找他。
在加拿大，在美国，都有不止一位男性追求过她。在寂寞的异国他乡，她也渴望有一个强壮的身躯为她和儿子遮风挡雨。可是她和任何男性交往，心中都无法排遣史国良的形象。她甚至当着男朋友的面给史国良打倾诉衷肠的电话!实实在在地说，她只能把这些给她关爱的男士当做朋友!
1999年的春节，刘玉梅回国探亲。
她是满怀着喜悦和希望来看史国良的。她在史国良的精舍中自由自在地走动，鉴赏着史国良的新画作和写到一半的《水墨人物研究》新书稿，以及供奉在墙上和条案上的佛像。在故乡，佛祖也变得那么和蔼可亲，没有人监视，没有人训斥，这样的时光多么美好!
她含笑对史国良说：“我说过你一定会回来的吧?”
史国良轻轻念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
“现在后悔了吧?”
“不。”
刘玉梅深情地望着儿子的父亲，和自己一道走过15年生命历程的亲人：“国良，还俗吧。我们复婚。等村儿考上大学，我也回国，还像过去一样，给你做饭、洗衣服、裁纸、研墨……”
“阿弥陀佛!我不能。”
刘玉梅呆住了：“为什么?”
“画僧的使命我还没有完成，我不能半途而废。”
眼泪涌上了刘玉梅的眼眶：“可是你已经尝试过了。现代人做画僧，你不觉得自己是一盏孤灯吗?在这么大的世界里，这点光亮太小了，而且，随时可能被风吹灭!”
“再难我也要走下去。好在我有明确的目标，不好走的路也能驾驭自己疾步前行。”
“可是你好好想过你的身体、你的病吗?……”
这也是史国良最担心自己的一点。然而他没有退路，或者说，他堵塞了自己的退路。作为立志行菩萨道的艺术家，他为自己准备的归宿便是从焚烧自己中得到精神与灵魂的升华。
刘玉梅又一次服从了史国良。
她向史国良告别。她说：“当初家人和朋友都责问我为什么同意你出家，我跟他们说：这是我自己的事，国良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想做的，我永远都不会去阻拦。现在我也这样告诉你，我在尘世等着你，将来假如有一天，你需要我，只要说‘你回来!’不论我在什么地方，不论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会奔到你的身边。”
史国良双手合十，对他的前妻深深行下一个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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