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万青力2011-06-12 12:28:41 来源:人民网
如果仅仅从第一次见到黄永玉先生算起，也竟然快三十年了。
除了那段说明杀人放火有理的“文革”年代，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一向尊称老师（不论男性女性）为“先生”。这些年，“先生”的称谓又恢复了，可见传统——文明的延续——人类精神文明的正常运行，是不那么容易被瘟疫所“革”断的。
我这里称黄永玉先生，不是英文中那个专指男性的泛称Mister，而是老师的意思。
一九六三年，我糊里糊涂地考进了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史系，那一年只有这个系收了十个学生，以后全院十几年没有招生。本来五年制的本科，实际上十年后才毕业，恐怕也算得上是一项“世界记录”了。虽然，黄永玉先生是版画系教授，并没有直接教过我；可是，在我的心目中，他当然是我的老师。有的人否认教过自己的人是老师，有的人专挑名气大的人，尤其是名气大的人追悼会上或之后宣称自己是他们的正宗弟子。我没有这么厚的脸皮。
我没有机会在黄永玉先生画室学得一技之长。虽然在儿童时代我就钦羡他那令人叫绝的木刻技巧。我这辈子不想跻身名画家之籍，不必靠卖画谋生，作打工仔尚能养家糊口，没有企图借重黄永玉先生盛名为自己作广告之嫌。
永玉先生确实是我最重要的一位老师，虽然我可能是他数不清的学生中最不重要的一个。我从永玉先生那里受益甚多，不仅是从他渊博的学识，恢弘的智慧，幽默的谈吐，他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情思境界，更是从他的为人，他的赤子之心，侠肠义胆，他的敢怒敢言，宁为玉碎，不求瓦全的倔强性格。
自谓湘西老刁民
说实话，永玉先生哪里来的那种压不倒，催不垮的意志，那股敢于硬抗软磨的勇气，对我来说，许多年曾经是个迷。
其实，早在“文革”以前，永玉先生的“我行我素”，他的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早就令我辈不可思议。比如说，北京城里的狗，早在抗美援朝时代就被斩尽杀绝。我家一条大黄狗，买了“狗牌”挂在脖子上，最后还是给套走了。用一根铁管子，中间穿根钢索，前边做个圈，套在狗脖子上一拉，往卡车上一甩。那些日子，满街是狗的凄惨叫声，当时我六、七岁，第一次亲身体会那恐怖、断肠的情景……而一九五三回国的永玉先生，家里却不仅意外地有狗，还有猫头鹰，火鸡，甚至还有猴子、狗熊、小梅花鹿……他又不是达官显要，独门独院，而是住在美院宿舍的大杂院里。真不知道怎么能应付得了那可想而知的麻烦。
美术学院的政治瘟疫，早在“文革”前，就开始滋生蔓延。那时候，永玉先生已经开始倒霉，说他是版画系学生“资产阶级文艺沙龙”的“黑后台”。
以后，“黑话”，“黑画”，各种“黑”帽子跟他结了不解之缘。
不过，当时“最轰动”，“最有质量”的，大家公认要算揭发批判永玉先生的大字报。大字报的作者，版画系一个长得不算难看的许多男生追的女学生，简直是出足了风头。大字报很长，挂在大礼堂里，内容是揭发永玉先生在邢台乡下写的那些“动物短句”（后收入《永玉三记》之一的《罐离杂记》），当时称之为《诺亚方舟》，上纲到“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程度。其中印象最深的，如“拉磨的驴子：咱这种日行千里可也不易呀！”——当时被批判为讽刺“大跃进”，攻击“三面红旗”；又如“蛾：人们！记住我的教训，别把一盏小油灯当做太阳。”
——这条最可怕，“当然”是“攻击党”和“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其它如何“上纲”的，已经记不起来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那些“罪名”，当然是胡扯。不过，要说这部曾经以手钞本形式被广为流传的名作，其中没有一条与现实生活有关，是讽刺某种人，某种现象的，绝对不会有人相信。比如说：“麻雀：我喜欢拿别人的小是小非来锻炼口才。”“布谷鸟：我在凉快的绿荫中吆喝人去劳动。”“蛇：据说道路是曲折的，所以我有一副柔软的身体。”“蚂蝗：人！请接受我最亲密的友谊吧！”就难免有人见了会“照镜子”，暗中对号入座。
不知不觉地得罪着小人，被人抓“小辫子”。永玉先生容不得沙子，又天生一张闭不住的口，一双闲不住的手。我看他就像自己笔下的那个“珍珠蚌：一个小麻烦，带来一个大麻烦。”不过他的麻烦太多了。
后来，就是那只睁一眼闭一眼的猫头鹰，永玉先生在“批黑画”中获“女皇”“御赐黑状元”（永玉先生印章之一），全世界闻名。因为这张画，成了现代中国绘画史的一个“标志”，被美国学者梁爱沦（Ellen JohnsotonLaing）印在她的《1949年後中国大陆美术》一书的封面上。我在美国曾几次在课堂上，讨论会上为永玉先生辩护，解释说，这幅画是为一位画家朋友画在册页上的，被人向“四人帮”告密，硬说成是“攻击社会主义”，而画家本人根本没有那个意思。可是，每次遇到的，却都是几乎一致的“将信将疑”的目光。我後来也怀疑自己是否有必要多此一举。
“文革”之後，拨乱反正，永玉先生有过一段顺利的日子，他当了美协副主席，还荣获了“意大利国家司令勋章”，名利滚滚而来，却不顺心。一九八八年，回到阔别了三十五年的香港，黑蛮的出生地，原因是他要写，要画，要工作。
他自己刻了方图章：“湘西老刁民”。
永玉先生的倔强性格，是从小养成的。
1924年，永玉先生出生在湘西名城凤凰县的文星街，名不虚传，那条街上确实出过不少文星。永玉先生的父亲黄玉书，母亲杨光惠，都是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份子，回乡献身教育事业的。又如大革命时代的许多青年知识份子一样，他们是最早的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永玉先生从小既学过“之、乎、者、也”，也学过“的，了，吗，啊”。当时湘西又是个民风剽悍，男孩子无不习武的军阀割据之地。霸主为了保卫疆土，小孩子都要培养尚武精神，并请来最有名的武师，如第一个打败俄国大力士的朱国福，教他们武功。永玉先生曾得所授，那不是花拳绣腿，而是几秒钟内制敌死命的格斗真本事。永玉先生从小天不怕、地不怕，敢接受大孩子的挑战，真的跑到据说有狐狸精的文庙鼓楼上敲三通鼓，又笑眯眯地走出来，赢过一碗面。永玉先生是家中老大，十三岁背井离乡，跑到福建省的厦门进了有名的集美学校。抗日战争开始，在德化的瓷场当过学徒，後来又在泉州结识了近代文化上的传奇人物弘一法师。那一年永玉先生十七岁，爬到法师住的庙里玉兰树上摘花。法师问他：“嗳，你摘花干甚麽呀！”他竟然口气很硬：“老子高兴，要摘就摘！”不过，当地知道法师真的是大名鼎鼎的李叔同时，他嘴上硬，心里却肃然起敬了：“老子爸爸妈妈也知道你，‘长亭外，古道边’就是你作的。”没多久，法师圆寂，留给他一件手书条幅：“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他不甚明白什麽意思，却禁不住号啕大哭起来。说永玉先生只会笑，不会哭，那是夸张。不过他的眼泪不是流给别人看的，就是到了伤心处，也会忍住不弹。“文革”的时候，永玉先生也哭过一次，热泪滂沱，伤心得像孩子，不过是把头蒙在被子里，既不能让人看到，又不能让人听到。引起那场痛哭的，是他又读到了巴尔蒙特的诗句：
“为了太阳，
我才来到这个世界！”
永玉先生一生在追求光明。他投身左翼木刻运动。抗战时在战地服务团作美工，颠沛流离，见过的死人不比活人少。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初先後在上海、台湾、香港，一直未采脱离左翼文化界。正因为如此，一九五三年，表叔沈从文先生的一封信，劝他“参加这一人类历史未有过之值得为之献身工作”，他毅然决然地携妻儿去了北京。
以後的事情，永玉先生和他的表叔沈从文先生，如八九年的秋季，我受聘从美国来港大教书。永玉先生就住在港大校园後山上，从此，见永玉先生的机会多了，听他讲笑话，超过“牛棚”时候的多少倍。每一次都提醒自己晚十一时前一定告辞，却总是在十二点钟之後才想起看表。梅溪师母的烹调艺术早有所闻，亲口尝过以後，却对学校餐厅的行活倒了胃口。我有时陪梅溪师母喝杯酒，因为永玉先生能烟不能酒，好在他的胆量已经实在大得可以，不需要借助二两黄汤。黑蛮承父风一半，不酒，但是也不烟。黑蛮小我七、八岁，早在北京就认识，这几年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他是不靠父名，真正自己创出来的艺术家。偶然遇到黑妮，她欧亚之间来去匆匆，关心着更多的人，更大的世界。
国内的乡亲，朋友，学生不断有人写信、打电话，或有机会遇香港来看他。他的新作发表了，朋友们传阅，传抄，复印，翘首盼望他下一篇。
永玉先生近年写道：
“不知别人是否和我一样的感情狭隘？
得意之笔只想到亲近的朋友，估计他们的喜欢。
没他们，这个世界有甚麽好‘舞’的？”（《汗珠里沙漠——序·永玉五记》）又写道：
“不爱人，不爱周围的生活，不爱书本，你怎麽画画呢？”（《汗珠里的沙漠——十七》）他不停地写，不停地画，正是出於他那断不了的情，变不了的心。
在家里，永玉先生是位好父亲，好丈夫；梅溪师母是位好母亲，好妻子。黑蛮、黑妮是他们的好孩子。
家庭价值观，是社会价值观的基石，中、外一理。
家庭危机，普而遍之，则是文化的危机，东方西方，面临着同样的困惑。
还有几个如永玉先生那种给几十年的老伴为情诗的呢？
所以他有资格告诫年青人，多读书，“不花心”。不合时宜的世故，世故到了不懂世故的程度。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礼记·文学》）伟大领袖就不信那一套。革命加斗争加运动，逼得顺民成了“刁民”。何谓刁民？有头而不肯向有刀大人尽义务之小民也。
文坛艺苑魔术师
朋友们说，永玉先生的作品，像“幻术”，像“魔杖一挥”变出来的。
当然，称永玉先生是文字和色彩的“魔术师”，是个不恰当比喻，只是就他常常使人感到“出乎意外”而言。
再高明的魔术师，在舞台上“变”出再多的东西，也仅仅是一种设计和技巧的惊人显示。他使观众相信已经本来有的东西，本来没有；或根本不可能的事，要观众感觉可能。总之，要以道具和技巧，制造幻觉，瞒过观众的视线。然而他所变出，或展示出的东西并不真是他的“作品”，更不是心灵的，精神的产物。
永玉先生是诗人，作家、艺术家。
以为永玉先生只是画家，对了不到三分之一。
固然，永王先生以画名驰誉中外。美术辞典中分出类的画，如中国画，西洋画（油画、水彩、塑胶彩、素描等），版画、漫画、壁画，画籍装帧插图，装饰画等，永玉先生无所不能，画种涉猎之广，媒介运用之多，本世纪中国画家中几乎找不出第二位。
永玉先生的木刻，早就自成一派。能进入美院版画系“黄永玉”工作室的学生，被人羡慕地称为“鬼才”。“黄派”木刻，以白底，阳刻线条为主，以全新的造型，纯熟复杂的刀法，把中国版画传统推向现代。记得六零年前後，从小学到初中，我曾是北京少年宫美术组的成员，当时也迷上了永玉先生的木刻，可是没有遇到一位教木刻的老师。我把家里字帖前後的硬木夹板都偷偷用来刻了木刻，可是怎麽也刻不出永玉先生那种乾净利落，穿插流畅的线条。一位当时已经念高中的老大哥煞有其事地说，“咳，你那种破刀子怎么行，人家黄先生用的是“半导体木刻刀”。“半导体收音机那时候刚刚出现。是名副其实的不接电线竟能响的“无线电”，尚是十分希罕的玩意儿。永玉先生是从国外回来的，当然会有那种先进的“半导体木刻刀”。我直到上高中时才开始怀疑。（那位老大哥“文革”时在京郊某县教小学，因为喊错了一句口号死在了监狱里！）永玉先生令人叫绝的木刻技法，如有名的《春潮》（又名（捕鲨》）中，那条在空中飞旋，绕了几十圈正投向鲨鱼的索镖，在我们当年爱好美术的少年人心里，确实是望洋兴叹的奇迹。
后来，上了美院以后，见到永玉先生的巨幅白描，又吃了一惊。「丈二匹」以毛笔直接作荷花、水仙写生，纯以线条钩勒，一丝不苟。不仅造型精到，疏密对比，布局安排，都经得起推敲。那样长的线条，那样大的构图，真不知他是如何驾驭的。我七九年在美院中国画系念研究生时，曾用白描画过桂林市的全景，说老实话，是受永玉先生影响。我画得很小，但是亲自体验过白描写生的难度，从对形体的抽象概括，到局部与整体关系的处理，整个过程，离不开全神贯注的“脑力劳动”。而永玉先生的巨幅白描，简直是向古人“九朽一罢”的反复调整後才定稿的方法挑战，他一笔定稿；又是向古人的白描尺寸挑战，它以巨大的构图，给人视觉上的全新之感。
永玉先生的重彩画，是人们所熟悉的。特别是他那种以高丽纸，不透明色覆盖厚涂的画法，至今仍为不少青年画家所效法，追随者甚伙，且自喝成派。永玉先生对色彩的感觉，似乎是违反了常规，与同龄画家相比，不仅未因年龄而有所迟钝，反而是越画越鲜明，越丰富，越敏锐。如近期欧洲之旅中所作的一批塑胶彩和油画，使我初见时立即产生一种直感：永玉先生越画越年青，令人难以相信他已经接近古稀之年。所以产生这种感觉，除了他那对比色的响亮，邻近色过渡的微妙之外，也是由於他对复杂的街市，古典建筑的结构，概括得如此精微准确。
至於永玉先生画中的题材，可谓古今中外，东西南北，人物山川，动物植物，目之所及，心之所思，无所不碌。他画上的妙题，那些往往赋予物象主题以新意，或借题发挥，奇趣横生，文辞隽永诙谐的题跋，我敢说，已经超过齐白石，丰子懂，当今画坛，不知何人可与之匹敌。永玉先生说：“美的东西那麽具体，我不忍心抽象。”此系指其大多数画作重视具体物象而言，而并不是不运用抽象的手法。他的作品，是把感觉转化为物象组成的境界，是把感情融汇到线条色彩交织成的节奏韵律之中。
然而，黄永玉先生不仅是位画家。
他做过陶瓷，雕塑（如他九零年在意大利所做的八件铸铜作品），剪纸，以至腊染、编织……于是，人们想起了毕加索。
可是，黄永玉先生又不单是个造型艺术家。
他写诗，小说、剧本、杂文、游记、寓言、童话、格言、警句，文学方面的成就，绝不逊於造型艺术。
画家中能写诗的人很多，学画的出身成了名诗人的也能举出几位。然而画家中，可同时挤入诗人行列，以新诗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一举夺得全国第一届优秀新诗第一奖的，除了永玉先生，我不知有第二人。
永玉先生是位已被文坛承认，自成风格的散文作家。比如《密泪》，《这些忧郁的碎屑》，我前面提到过的《江上》等名作，深沉修远，催人泪下。而他的散集中的另外一些作品，又宏论博发，读之不禁令人颌首击节，慨叹再三。他的讽刺杂文，如《吴世茫论坛》等，正话反说，鞭笞入骨，使你忍俊不禁，甚至笑得背过气去。因此，他的讽刺杂文，只宜饭後读，而吃饭时绝对不要回味。
永玉先生寓严肃於诙谐的文风，也见之小说创作。如近作长篇，正在《明报月刊》连载的《大胖子张老闷列传》，人称“新儒林外史”，人物繁多，情节有据，堪称宏制巨构，一部四九年之後惊天动地，却令人啼笑皆非的“中国现代文化史”。
永玉先生的文学创作，也如他的艺术创作一样，是有感而发，语言受感情的驱使，往往不拘一格，别出新裁。我不是文学理论家，不敢无知妄说，不过我感到现成的文学分类术语，似乎就很难对《永玉六记》那数百条短句，给以恰当的分类概括。如：“燕子：一枚远古的钥匙，开启家家户户情感的大门。”——像是诗：“窗纸亮，落雪了。”——是画不出的画：“刘老二讨个‘堂板婆娘’回来，一条街都不理他。”——像是最短的小说：“美术创作反叛的要点不在于激情，只是需要一点必然性。”——是艺术哲学；“幻想的自由只是幻想；自由的幻想才是自由”——又是人生的体验。“谁敢冒犯朴素？”——而这种短句，更凝聚了太多的内容，如蒸馏海水的结晶，不仅是氯化钠，还有许多别的原素。《永玉六记》，除《茶末居杂记》的一百零七则可称为“寓言”外，其馀五记中，只好以“格言”、“警句”，或干脆“短句”称之，其实还包括了如结晶体的小说、散文诗，独幕剧，讽刺小品，甚至政论。这种文学性的短句中我以为是永玉先生的一个创造。古今中外的格言，往往重於说理劝诫，而少见运用形象和幽默的力量感人。如中国明、清时代流行的文人清言，或称警语，除表达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外，访是“市隐”中狭隘生活圈子中的闲情逸趣，给人一种消极无奈之感。而永玉先生的短句，则可以使人动心，动情，动容，使人沉思，使人振奋，使人回味，深之所爱，切之所憎，又岂止是无关痛痒的“清凉剂”而已。我感到，仅仅是一部《永玉六记》，足以使他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应有的地位。
不读永玉先生的文学作品，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感情和艺术世界。
永玉先生的多才多艺，还表现在音乐，戏剧方面。大概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音乐细胞，他会作曲，发表过歌曲作品，至今不少学生还会唱他所创作的歌曲。音乐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革”中被抄家丢失的，有一批他珍藏多年的唱片。熟悉音乐的朋友说，永玉先生可能是最早把西方现代音乐带进中国的艺术家之一。就我所知，他更喜欢欧洲古典音乐。常常听到他谈到音乐。《永玉六记》中也有论及音乐的短句，那些独到的见解，与他对生活和艺术的态度是融汇贯通的。永玉先生能唱京剧，而且是古调古腔，又像高（庆奎）派，又似刘（鸿声）派，高亢遏云，一段《独木关》，一段《打棍出箱》，连语热京剧，为他操琴的李可染先生都惊诧不已。
这正是他的本色。
这是“否定传统文化，却阕起门来续家谱”的人们永远不会明白，也永远不能接近的境界。
“跟智慧越近，离权力越远”永玉先生是位勇敢的智者。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比自由和创作更重要。他相信历史。人怎麽样，作品怎麽样，谁说了也没有用，任何宣传也改变不了历史。
永玉先生的勤奋，他那顽强的生命力，是源于他的信念。他把自己比作跑马拉松的运动员，并非要跑第一，但是一定要跑到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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