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古剑2011-06-12 11:51:03 来源:南方都市报
原名辜健，是马共一位书记给我取的；古剑这个笔名是我在港初写稿，老总帮我改的———我取笔名古牮(以示不忘那段牛鬼的日子)，他说这个字没几个人认识，就把牮改为剑。有些报刊还非要这个笔名不可，就一直沿用至今。在香港做了半辈子报人编辑，现闲居珠海。因半桶水，肚中墨水少，又给自己安了无墨斋的斋名。
想起黄永玉就会想到楚戈，想到楚戈很自然就会想起黄永玉。
两人我都认识，有过交往，他们的书读过也不少。这两人有太多相像之处了：都是湖南人，一是凤凰，一是汩罗；两人都是诗人，黄永玉的诗得过一等奖；他们都是散文家，一是生动，一是诗意；两人都玩雕塑，楚戈的一件作品成了台中的地标；两人都少年离家闯荡江湖，未受过专业的美术院校教育，最后都成了大名鼎鼎的新派画家，又都喜欢用板刷作画。不同的是黄永玉会写小说、电影剧本，楚戈青铜器研究有成。这两人都是很有趣的人，有吸引人的魅力。
说到魅力，记起黄永玉的朋友、摄影家陈迹的一篇文章，记述了他们在渔村的日子。五十年代初居港时，黄永玉主要是作木刻，还作油画、木雕、铜版画，一有时间就到渔村写生，从生活中汲取艺术营养。陈迹带他去大澳渔村写生，这样描述黄永玉的性格和勤奋：“他那充沛的生命力像永远用不完似的。只消把画本子一夹，一踏上了码头，便整天不停地在渔棚与渔棚之间往来穿插。本来是十分陌生的地区和陌生的人物，就凭了他那几支画笔，和那坦然的大大的眼睛，诚恳而爽朗的笑声，使人无可抗拒的很快就和他熟落了，连看来最不易接近的人，也会乖乖地坐下来，让他写照。”多年后，黄永玉已回北京，一个长年出海的渔民，碰到陈迹去渔村，还问：黄先生来了吗？——— 这就是黄永玉亲和的魅力。
我接触的黄永玉，是有趣而又随意的人，但有趣不说明他没有脾气。黄永玉重返香港那段时间，某电视台访问他，主持人问的问题或太幼稚或太表面化，黄老不悦、不配合了，顶了一句：“你问这些有什么意思呢？”场面一度尴尬。大陆介绍来他的一本书，某书店要出版而编辑认为书名不适合香港，与他商量要改书名，他回答说：“谁敢改我的书名！”这可不是好玩的了。
一次他问我为什么不约马国亮一道来饮茶，我说：“他不常来写字楼。”我想这两个老香港应早就认识了。四十年代末五十年年初，都在香港，都为某电影公司写过剧本，皆是左派文化人，也是五十年代初北归。黄永玉初出道时在香港大学开画展，马先生赶着去参观了，回来写过观后感的文章。六十年代黄永玉去上海为动画厂做没计工作，住锦江饭店，有时还特意到马先生家搭铺，为马家画画、刻萧邦木刻像，马家大人小孩弹钢琴、拉大提琴。此次他重返香港，原来还未见过面；他未忘这位老朋友，要约出来叙旧。他是位念旧情的人，他曾说过：听说朋友好，他就很高兴。
初识黄永玉，他送过我一张画。他说：“你叫古剑，就画这么一张给你。”打开，不是荷花，也不是当时他画得颇多的飞鹤，而是古代的侠士：手握宝剑横于胸前，线条灵动简洁，透出一股浩然之气。画上题：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丙寅仲夏赠古剑仁弟，黄永玉作于香港。
他在香港出版了《太阳下的风景》，里面写的人与事，内容生动，细节鲜亮，人物对话有现场感。当时我就奇怪，时间过了那么久，那些人说过的话他怎么就记得那么清楚？一直存疑。聂华苓的文章也有相同的特点，一次访问她时，我把存疑向她求证：过了那么久，你写的那些人说过的话，你都记得？她答得干脆利落：“记得。”那时我的想法是，只要记得主要的，就可以加工使其完善。我认为散文不可虚构，是历史的、纪实的，一虚构就失真。
近日读了李辉《传奇黄永玉》一书，汪曾祺就在一篇文章说过：“永玉的记性真好！”这是极可信的旁证，解开了我的疑惑。我信服了黄永玉写下的就是他记住的。契诃夫说过“细节是天才的姐妹”，我不妨仿一句：记性是天才的兄弟。钱钟书记性好，举世皆知。在五六十年前汪曾祺就说“黄永玉是个小天才”，还说：“真有眼光应当对他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信，我可以身家作保。”四五十年后，张五常称他“中国的毕加索”，文章说：从新意与真情那方面看，黄永玉与毕加索是大可以相提并论。
现在黄永玉已是大师，也证明了汪曾祺的眼力。但对“大师”，六十七岁那年他有过这样的剖白：
“随便称人做‘大师’的人，往往都是‘好心的外行’朋友，并不太明白‘大师’的实际分量。
“我也常常被朋友称做‘大师’，有时感觉难为情，暗中的懊丧，看到朋友一副诚恳的态度，也不忍心抹拂他们的心谊，也不可能在刹那时间把问题向他们解释清楚，就一天天也脸皮厚了起来，形成一种‘理所当然’的适应能力，不过，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已经六十七岁了，除非我脑子里没有奥纳多·达芬奇、米克朗基罗，没有吴道子、顾恺之、顾闳中、张择端、董源，没有毕卡索，没有张大千……除非我已经狂妄地以为自己的艺术手段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了？除非我不明白千百年艺术历史的好歹！天哪‘大师’谈何容易？”
他有清醒的谦虚的美德。
我也经历了黄永玉的真情：一九九O年春日，我上山半居探访他。我一直好奇他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怎样就闯荡到福建，集美德化安溪泉州走了一遭，想听他讲讲这段“浪荡”的传奇故事。最后谈到画，谈起他撼动人心灵的《六月之夜》那幅荷花图，他突然从沙发弹起，说：来，你来。我随他进了画室，斜倚墙边的画板上已铺好了画纸，他即时而俯身时而蹲下，时而板刷时而毛笔，在画纸上聚精会神地挥洒起来，慢慢三朵黄色荷花呈现出来，再补上荷梗，最后在梗枝上飞快地点上青绿斑点，他开腔了：“你别看这很随意，也很考功夫的。”点毕，他站起来，退一步审视一下，换了支墨笔，看似不假思索地题上了绝妙的题词：
不恨古人吾未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此诗人兴来之句，未必真个如此，然有时得其稍微也。
古剑老弟守候而作，黄永玉庚午春日。
我观赏了他即席挥毫的雅兴与豪情，也收获了他的友情。时间不早了，他叫我吃了炸酱面再走，我也不客气地品尝了梅溪嫂子的手艺才离去。
在上海时，汪曾祺给从文老的信中就说他”狂“，那是旁观者所见所感而已，现在在这张即兴之作上，留下他真实的内心。有才的人，谁个不狂？老话还说“三十不狂枉少年”呢，狂是自信的表现。只是有的人张狂，有的人狂而知内敛，黄永玉是后一种人。
我一直遗憾的是黄永玉没有把汪曾祺那篇文章写出来。他是应该记述他们相识于微时至各成大器的友情故事，给历史留下一份影子也是好的。
2010.12.16于无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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