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画的人很幸福。徐唯辛在椅子上伸了伸懒腰，很自然地说。
幸福?对于一个从十几岁画到四十多岁的人来说，幸福竟会如此简单而绵长?
那是一种不同于居家过日子的幸福吧：每天清晨5点钟起床——据说这是年轻时早上画日出形成的生物钟，徐唯辛照常会踏着第一束清馨的阳光来到徐艺的画室。这是坐落在人大诸子百家园旁边的一座白色的小平房，树荫婆娑，清静宜人。他说，从2001年来到徐艺，人大给了他在北京高校里最好的创作环境。早晨的诸子百家园里不时传来晨练的熙攘，各种小动物也陆续造访这间散发着淡淡颜料香气的斗室：鸣叫的小鸟、轻啼的蛐蛐，据说还有蝗虫——这令我在采访的少数时间里有点坐立不安，而他却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亲切自在：“它们每天都来。”
当然，艺术家同样扮演着普通人的角色。所以工作一阵子后，他还要匆匆回家，叫醒熟睡的女儿，像所有的好爸爸一样，用洗去了颜料的手给孩子穿好衣服，送到幼儿园去。他的画室里摆满了自己的作品，但墙上有一个地方是属于女儿的：女儿三岁时的照片，还有信手涂鸦的画儿——这又为他的“幸福说”提供了注脚：“画画是一种创造，它非常符合人的天性，所以所有的孩子都喜欢画画。”
我想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忘记了周六、周日从不休息的疲倦，忘记了无法陪伴家人的遗憾，忘记了日复一日对着同一块画布的繁琐与枯燥，忘记了身处斗室的寂寞与浮躁。不过这也许就是画者命定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构成他们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因素。
所以他坚信，画画的人是幸福的。几十年在画室里的一点一滴汇成了幸福的源泉，他用色彩、构图透视着变化的世界，传递着对生活的思考。在他的画里，人们看到一个在北方边疆长大的青年走过边疆，走过文革，一步步地走到工业文明的中心，走到当代;他一边走，一边想，一边画，渐渐地扎实，慢慢地成熟，他用理性的目光和睿智的画笔，用绘画的方式对社会发言。
现实主义的脚步：从边疆到都市
采访徐唯辛那天，他刚刚又完成了一幅以民工劳动为题材的画。而不久前，他另一幅同一题材的创作《工棚》入选了第十届全国美展，并在这个被誉为“中国美术界的奥斯卡”的中国最大规模、最高规格的国家级美术作品展览中获得了银质奖。
此前，他的边疆风情作品《馕房》获首届中国油画展大奖，而《欢乐库尔邦》、《酥油茶馆》以及后来创作的都市题材作品《酸雨》都曾分别入选第七、八、九届全国美展，并获佳绩。
早期的一系列边疆题材作品为徐唯辛迎来了不少赞誉。作为生长于新疆乌鲁木齐、高中毕业后又下乡当知青的他来说，这样的题材熟悉得就像自己的双手。然而当几年后《酸雨》和《过道》出来的时候，那种边疆题材里凝重端庄的色彩和安详静谧的美消失了，工业文明制造的副产品——酸雨中人们空洞的眼神、灰暗的色调震惊了都市里做着繁华梦的人们，引发了社会的思考。圈内人明显地感觉到徐唯辛的创作有了某种蜕变。
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院长徐庆平教授对他的创作有过这样的评价：“1987年首届中国油画展获大奖的《馕房》，是一件表现边疆风情的杰作，形式上的唯美伴随思想内容上的单纯，犹如农业社会中一首恬静、优美的牧歌;1998年开始创作的《过道系列》和《酸雨》，明显有了更加靠近绘画本体的趋势，反映的又是当下中国人对于生存环境的焦虑，对工业文明的后果的反思，因而凸现出明显的‘当代性’……”
对此，徐唯辛的看法是：“随着年龄增长，艺术修养的积累，就越发不满足于仅仅表现边疆风情，这种题材的文化含量不够。”有着强烈现实主义情结的他把反映焦点问题，引发社会的理性思考作为自己艺术创作上的追求。
于是1988年获得浙江美院(现中国美院)硕士后，他来到了广州。广州的现代化都市气息强烈，工业社会的种种文明弊病正渐渐浮出水面，这给了他完成蜕变、实现艺术追求的良机，《酸雨》和《过道》就是这种蜕变的结晶。
这几年，徐唯辛又把目光投向了城市里的弱势族群——民工。尤其是2000年后到北京的生活工作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在城市的各种工地里为生活而挣扎的民工。他的画室几乎也成了一个工棚，摆满了各种民工的照片、速写和半成品油画。一个上亿人的群体在城市里游弋挣扎，这将给社会带来什么?这个问题已为法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所广泛关注，而一个有着强烈现实主义人文关照的艺术家是不该缺席的。徐唯辛说，画《工棚》时他试图用一种平视的眼光去看待民工的生存状态，而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俯视，或袖手旁观的观望，更不是那种带有戏谑的调侃。不过，对于这幅历经6个月、经历无数次修改的作品他仍觉不太满意：“本来应该画一年的，时间太紧了。这个题材我还会画下去。”
谈话间，我提出要给他拍照，他马上站到刚完成的《民工在劳动》前，表情愉悦。从照片上看，倒像是在和油画里的三个民工合影，跟哥们儿似的。
面对冲击：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
徐唯辛的作品为国内外博物馆、澳门艺术博物馆、关山月美术馆、浙江自然博物馆、西安美院美术馆、广州世贸中心、卡地亚珠宝、美国友邦保险基金会及私人广泛收藏。他同时也是一位有市场号召力的画家。他的大型油画《圣地拉萨》(两联)在嘉德曾以53.8万拍出。而近几年创作的社会现实题材作品也有不错的市场反响。对此他的感觉是：“很欣慰。说明人们的审美眼光在提高，他们不再仅热衷于人体、风光的作品，对现实的题材也开始关注。”
在他看来，画画不为钱，只凭良心。他说自己不属于任何一家画廊，因为向往自由。画家分两种，一种是匠工型的，一种是知识分子型的。而他属于后一种。
“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什么?不是说你读了大学就是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起码的一点是要有独立的思想判断力。”当我问及他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看法时，他对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兴趣马上显露出来。
我们的话题已经跳出了艺术本身。显然，这位在画作中着力揭示现实、表达观点的当代艺术家，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心忧天下的文化传统：“中国 ‘实现四个现代化’提了那么久，在我看来，最重要的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不论是社会经济政治领域，还是在艺术领域，我们都需要一场理性的启蒙运动。在现在看来，实在是任重而道远。”
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家在谈天，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在阐发他对社会发展的思考。正因为有这种思考，当徐唯辛向我介绍他最近正在画文革的题材时，我毫不觉得惊讶了。下乡当知青和文革的经历使他感到这段沉重的历史并未走远，有太多的东西值得现代人去反思。于是有了《龙年·1976》，黑白的色调把人们带入遥远的记忆，浓重肃穆与逼真的写实提醒着人们这不仅仅是一场梦;那个年代狂热的激情在画布上有种蛰伏了的平静，恰似在提醒现在的人们冷静地审视过去。而此时他的画室里，另一幅文革题材的作品也正在创作中。
我问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意义上的当代艺术家，你如何去履行你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他看着那幅文革题材的创作，缓缓地说：“中国社会需要一场理性的启蒙，而具象的艺术在中国有相当大的生命力。我画弱势群体，画文革，用写实的笔法反映当下中国的问题，引发社会的思考，这就是我所能做到的，我觉得是一种骄傲，也是一种责任。”
师道传承：白纸上画出蓬勃的“徐艺”
徐唯辛近期要出本书，在这本书上他郑重其事地用了一张他和启蒙老师的合影。如今，站在三尺讲坛，他将成为许许多多后来的画者的领路人。
2001年，徐唯辛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现在他是院长助理、绘画系主任。成立于1999年的徐悲鸿艺术学院，是一所集音乐、美术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学院。徐唯辛的感觉是“徐艺很年轻，像一张白纸，创造空间很大。人大很尊重艺术类的老师，完全按照艺术的规律办事，人文背景也很厚实，为我们创造了很好的创作条件，可以说是北京高校中最好的。”
对于艺术类教育，他认为现在美术院校的办学模式经过了几代人的完善，有很大的合理性。而作为艺术类的学生，应该着眼于宽口径培养，在低年级时有机会多接触一些相关的艺术门类。
以一个艺术教育工作者的眼光来看，徐唯辛觉得社会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审美教育的重要性，因而现在社会的审美能力在他看来是整个历史上最低的。怎么办?他又回归到一个艺术家的角度：“创作时和大众的审美水平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既高于普遍水平，又不至于令大众理解不了，慢慢地引导，一点一点地去提高。”
采访时，我们的对话一次次地被电话和来找他的同事和学生打断。看得出，今天对于他来说又是忙碌的一天。而忙碌中的徐唯辛依旧有条不紊、神采飞扬，看起来倒不像是个四十好几的人——这大概也是幸福的另一层涵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