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69岁的冯骥才在天津大学对记者说，在文化上自己“是个失败的人”。从事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以来，这位老人常常要跟很多东西赛跑，他的对手有时是权力，有时是市场。张国摄
大名鼎鼎的冯骥才承认自己“失败”了。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对记者坦言：“我觉得，在文化上，我是个失败的人。”
他是在11月5日~6日，天津大学召开“中国木版年画国际论坛”期间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的。经过8年多针对年画产地的田野普查，他牵头出版了22卷《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和14卷本《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准备推动中国年画申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但是，总算松了口气的冯骥才看上去依旧忧心忡忡。他说，自己在现实中经常陷于无奈，有时看到一些非常美好的东西，很想去挽留它，但是无能为力。
“所以我对我自己评价不高，虽然我努力做，有的时候做了点东西，有些东西干得还不错。”他说，与现状相比，这点东西还不是“太像样”。
自从由作家转为民间文化遗产抢救者身份以来，69岁的冯骥才常常要跟很多东西赛跑，他的对手有时是权力，有时是市场。
比如，他多年前就开始批评全国流行的“旧城改造”，自己也数不清发出过多少声音，呼吁市长们和地产商们给城市多留点老房子，多留点记忆，可今天“千城一面”的结果令他灰心，“我们600多个城市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今年9月，在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他又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当面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千城一面”的文化悲剧，很可能在农村再现。
那次座谈，他的开场白是：“这件事有强烈的时间性，因为五千年历史留给我们的千姿万态的古村落的存亡，已经到了紧急关头。”
他形容，每个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但还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在“新农村”和城市化的大潮中，它就消失不见了。
今年，他出版了一本新书，《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他用“临终抢救”这个医学术语，描述自己对天津一个即将被夷为平地的画乡的心情。“那一刻我心里在流泪。”
他对记者指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在古村落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有一些操之过急的、非理性的或者是利益驱动的倾向，往往在城镇发展过程中，拆除一个村落的时候，没有考虑文化应该怎么安放，怎么传承下去，这是让我特别担忧的。”
“中华民族的根，实际上深深扎在各式各样的古村落里，所以我们希望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把这些根脉保留住。”他说。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名录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说，经过10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认定了3批、1000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了包括法律保护、政府保护、博物馆保护、教育保护等在内的一整套保护体系。我国正在进入“非遗后时代”。
他说，“非遗后时代”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这个时期，有很多新的问题出现。确定了“非遗”，保护才刚刚开始，而不是结束。由于政绩观的问题，很多地方政府热心“申遗”，却不热心保护;由于过分市场化，一些文化遗产又失去了原有特色，比如有些木版年画就变成了机器印刷。
从2003年开始，冯骥才领导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他时常被人询问“抢救和保护的关系怎么摆”，他的回答是——抢救是专家的事，保护是国家的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工作是在政府。政府不知道哪个东西好，就由专家去抢救，但是抢救完了保护，专家就没那本事了。科学的保护，离不开专家。政府如果不听专家的，很容易造成保护的反面——破坏。
冯骥才并不反对市场，但他反对“开发”文化遗产，他认为“开发”这个词汇容易使人过分注重经济利益。他注意到，在文化遗产市场化的过程中，市场上充斥着大批假冒伪劣、相互模仿、急功近利的东西。他在西安见过，著名的滑县皮影开始用机器压制，见不到传统的刀法，文化含量就降低了。“把纯正的东西弘扬了，经济上获利才更大;越是迁就市场，价格越低。”
这位自认为失败的文化名人每天都会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这儿请我帮忙，那儿又要拆东西了”。他想找个时间一封一封回信，但是又不知怎样回复。“我怎么安慰他呢?我帮不了实际的忙，我只能说说话而已。有时候地都卖出去了，马上就拆了，怎么办呢?”但是不回信，他又觉得“过意不去”。
所以很多时候，他只能苦笑。但是，他又觉得，“不能因为无奈，你就不去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呼唤整个社会的文化良知”。他说，中国要从文化大国变成文化强国的任务，不是中央政府开一个会就能解决的。在这个时代，文化良知的声音应该成为一种强音。就像在宣布推动中国年画“申遗”时，他也承认很可能存在重重困难，但他表示，准备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做这件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