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正在核实中..2012-06-15 14:43:21 来源:网络
2010年7月7日，“吴冠中精神”公众恳谈会在中国美术馆报告厅举行。恳谈会邀请了美术界专家、文化教育界代表、吴先生的弟子、艺术拍卖界代表等社会各界人士，从不同的角度对吴冠中先生的为人、为师、艺术创作和艺术观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本刊整理出恳谈会上的精彩发言呈现给大家。
范迪安（中国美术馆馆长）：这次活动叫做吴冠中精神公众恳谈会，就是大家在吴冠中的艺术面前都是个最普通的观众，我们把姿态放在对吴冠中艺术的探讨、对吴冠中艺术精神的追寻上，增加对吴冠中其人、其艺、其事的再认识，这将是这次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吴冠中去世之后，整个社会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关注。这种关注是两个渠道引发的，一个是美术界的口口相传，二是整个媒体界对吴冠中逝世的消息的报道和关注以及对各方相关人士的采访以及追踪式的镜头，这两点构成了中国对自己民族的艺术大师的敬仰，对艺术创造和艺术劳动的尊重。这不仅仅是献给吴先生的花束，更多的是在新世纪文化发展新阶段中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的逐渐形成。
吴冠中去世所引发的文化思考和追问是特别有意义的。在一个媒体时代，在一个社会公共话语不断建立的时代，为一个艺术家的作为和他所创造的成果，不单属于他个人，已经变成了公共文化的一个因素。我们今天来谈吴冠中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切入，在专业上对吴冠中的艺术还需要进一步的梳理，甚至包括《吴冠中全集》，还需要修订，吴冠中和中国美术的各个节点更值得关注，不只是中国的学者来探讨，国际的学者也应该来探讨，我们每一个最普通的观众也可以就吴冠中的话题来谈谈。
袁运甫（吴先生生前的同事、清华大学教授）：吴冠中先生是一个努力、勤奋的进行艺术实践的普通艺术家。他常常开玩笑说自己是“布衣艺术家”。作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画家，他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物质上的要求。有一次我和他到他的老家去，到茅盾先生的家乡乌镇，那时候连公路都没有，坐着农家卖鸡的卖猪的小船去的。到了乌镇也没住旅馆，而是住了大车店。一个大炕，我们一夜没睡好——炕上全是跳蚤；而且这个大车店不是客满就不收客人了，而是再有客人来了就再往里挤。但他和老乡聊得很开心，谈家常讲故事。吴先生说在这种环境里更能体会做人的感受，能画很多速写，可以了解很多普通人的生活。吴先生在乌镇画了很多速写，大家可以看到吴先生画了很多白粉墙和农村的生活环境，他在每一张画上都倾注了自己的感情，作为一个老艺术家，他对艺术创作的投入实在是太大了。
他去世之后，我看到国外的评论家的文章，上面说“世界上能既精通本国的绘画语言又精通别国的绘画语言这样的人是少有的”，中西结合、在两种文化中间那么熟练和深入并且创造出新的成果出来，从这点上来讲，中国艺术家的使命要比别国的艺术家重得多。我认为吴先生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不单对油画、国画、速写有研究，还对民间艺术、建筑艺术等多方面均有造诣，在清华建筑系做过很长时间的基础教学。为什么他后来画那么多的民居、白粉墙？因为他热爱它们，有感情。他不是一般的从画室到画室，而是有着强烈的感情和表现欲望。所以他的画是以情动人，很激动，而不是“学院派”。
韩小惠（《光明日报》社文荟版主编、著名作家）：吴先生是一个“为艺术而生”的人。20世纪60年代有一次他出去画画，坐火车回北京。当时车票很不好买，很不容易买到一张坐票。但是车上人特别多，他怕画作损坏，就把画放在座位上，自己站着，一站就是三天三夜。到北京的时候腿都肿了，但是画都完好无损，吴先生就很高兴。“文革”的时候他岳母生病，他好不容易请了假去贵阳看望。路过阳朔的时候只有一天时间，他还冒着雨在山上写生。后来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画板都支不住了，实在没办法继续画，于是吴先生痛哭失声——好不容易有这么一天的机会，老天还不让他画。到了83岁高龄的时候，他还坚持平均5天创作一幅作品，这还不包括很多因为他不满意而销毁的作品。
朱清生（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吴先生当年就意识到一个问题：他1917年到巴黎，学到“巴黎画派”精华的时候，正好是西方艺术发展到顶峰以后经过自我革命，出现了变化和自我突破。吴先生把这一特点带到中国，却发现在自己的祖国有一个重大的核心价值和艺术的观念已经被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民生凋敝、政治腐败的现象所覆盖。所以他要把这两项结合起来——他也完成了这个工作。因此我们在讨论吴冠中精神在艺术史上贡献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在吴先生的画上，你看不出他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融合成一种精彩的、统一的整体存在。
包林（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我是吴先生的学生。当年学画素描，我们知道，中国的素描教学是要求比例、透视、光影，按部就班的。而吴先生的素描教学方法却不同。他的散文也写得非常好，中国的公众能够认识吴先生，不是靠我们理论家评论出来的，而是他自己的文章让大家认识了他。当一个人的观点是比较孤立的时候（吴先生在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的美术界是被边缘化的），他有一些激烈的言辞，但是他没有批评过中国美术馆，因为中国美术馆是当时唯一能让他和公众沟通并让他作品进入公众视线的展示平台。吴先生的作品，各个出版社都在不断地出版，因为他希望公众能了解他的艺术。他的这种艺术人生，这种不为所有的困难所阻挡、一个人坚定地在走一个独木桥的这种精神是让我们收益无穷的。
王艺（陶然幼儿园老师）：我是一位基层美术工作者。我觉得吴先生的画也是非常适合小朋友来欣赏的，他的画色彩丰富。我做过这样的实验：把宋代山水和吴先生的彩墨画展示给小朋友看的时候，小朋友还是对吴冠中的画更感兴趣。吴先生的人格精神对小朋友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在选择适合小朋友看的画作和画家的时候，也是首先以艺术家的人格魅力为标准。比如刚才袁教授说到他们去乌镇写生时候的事，真的让人非常感动。吴先生这样一位大画家，生前居然住在方庄一个很普通的居民楼里。画室真的非常狭小。这些小事体现出他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他在艺术上的创新，在彩墨方面的成就都很了不起。吴先生把古今中西的东西融会贯通，是一种前无古人的画法。他曾说，中国有很多人，不是文盲，但是艺盲。这是值得我们思索的——中国的美育还很欠缺，我们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完成吴先生的遗愿。
吴冠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我1978年入学，是吴老师的学生。当时他连画室都没有，就用一个门板靠在墙上，画画的时候把门板放下来就画。他把对艺术的热爱倾注在画纸上，画的时候几乎是饱含一种“要把画纸吃下去”的激情，他对周围的干扰根本不在乎。他教学的时候都是示范作品—现在很少有老师画示范作品了，班里很多同学都有他的画，他画在谁的画板上，谁就可以拿走。我和他的名字只差一个字。过去我们取邮件要去别的楼，和系办公室不在一起。他每次去拿信都把我的带回来，说我和你名字就差一个字。吴先生的性格很率真。
赵立（中央美院教授）：吴先生的艺术和艺术市场，近年来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可以称之为“吴冠中现象”。“吴冠中现象”究竟是什么？不仅是一个艺术家的现象，而且代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的新发展新推进。从这个情况看，我讲两方面。一是吴先生是改革开放后比较早地登上国际艺术舞台的一位艺术家。他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在日本，美国，英国等地举行展览。90年代开始，也是比较早地以个展的形式登陆到国外的美术馆的当代艺术家。1988年在新加坡美术馆，1992年在大英博物馆举办个展，这些展览一方面奠定的是他个人的国际影响力和声誉，一方面又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很好地展现中国艺术的新发展的面貌。这在新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尤其是美术交流上，很有特点和代表性。在市场方面的影响并不直接表现为价格，我觉得80年代以来吴先生的艺术影响力推动了收藏趋势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正是由于他在海外影响力的增强，尤其是大量展览的推进，影响到海外收藏界尤其是海外华人收藏界的关注。80年代的时候，整体的收藏趣味和倾向还是中国古代和近代艺术品。随着吴先生影响力的增加，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一现象大为改观，标志性的事件是1989年吴先生的彩墨作品《高昌遗址图》在香港苏富比拍出187万港币，不但创造了中国在世艺术家作品拍卖的最高价，而且引领了海外收藏界对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兴趣和重视。90年代以后，当代美术作品的收藏成为大的趋势，但是究其根源，这次拍卖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点。
庄则萍（退休中学老师）：吴老师人生坎坷，但是把真善美带给了我们。对艺术精益求精，对中小学生及广大市民要进行很好的宣传。我们认为，吴老师的绘画鲜明地体现了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体现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是要大力弘扬的。正可谓“妙绘丹青有吴老，捐赠精品领世风。”我们要很好地向他学习，纪念吴先生。
邱振中（中央美院教授）：吴先生逝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事件，一个象征，或许意味着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的离去。吴先生说“笔墨等于零”“一百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这在美术界是有争议的。今天吴先生去世以后，我们是否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想想他的这两句话。他有本散文集叫“我负丹青”。为什么他要这样说？这是不是有一种理念：绘画应该是什么样的，但是我辜负了它。再联系他对齐白石和鲁迅的观点，是不是希望艺术家能起到思想家的作用——但视其结果又包含着失望。所有这一切和他的直率与殉道精神叠加在一起，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高大的20世纪艺术家的形象。一个时代的文化，我们可以举出五六个、七八个人作为代表，但其中有没有艺术家，很难说。今天我们思考吴先生，我感觉他是有可能作为艺术界的代表，进入20世纪文化代表者的行列。为什么呢？第一，他有殉道精神。第二，他对艺术抱有崇高的理想，并去实践。第三，他对自己涉及的艺术领域怀有神圣的不满。
吴先生一生的实践，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对中西的融合。这句话说起来很简单，但是他道出了未来的一个世纪甚至两个世纪里艺术家们共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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