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若虹 2012-06-08 11:04:48 来源:艺术家提供
我是隔着灯罩上的亮光来透视你寄来的彩色底片的。底片很小，而我的眼力又很坏，真正是“老年花似雾中看”！尽管我看得不够真切，可心情是愉快的，就仿佛看见故乡的景色，看见了阔别多年的老友乡亲！太阳，我们又有很久没有见面了。我们不但很少见面，而且从来不作纸上交谈，我们已经习惯于在默默地怀念中保持友谊。此时此刻，当我突然接到你寄来的那些新作照片，一幅一幅地仔细端详的时候，太阳，你知道我在想些什么呢？
我想起了半个世纪以前上海菜市路底我们同在过的那间宽敞的画室；想起了当时我们曾经精雕细琢的学院派的人体素描；想起了后来我们那么狂热的向西方现代诸流派进军，从印象派、后期印象派一直走到我所欣赏的野兽派和你所欣赏的超现实主义；想起了“决澜社”第一回画展中你的那幅作品：镶嵌在蓝天白云之中的葫芦形的女性的裸体……太阳，我所想起的都是30年代初期我们徘徊在西方美术领域中的浪漫生涯，这和眼前出现在彩色底片上的诗情画意是毫不相干的两码事。那个勾引着我的回忆的，恰恰是占领着我的视线的、你的这些新作。它们是那么调皮地、带有嘲讽意味地把我们的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让我在感慨的波浪里起伏、浮游。
“一个曾经流浪在异国情调的艺术境界中的画家，终于回到祖国的造型大地上来了！”——这就是把过去和现在串联起来的一根思想线索，也是我看了你的新作以后第一个观感。我好像发现了一种规律：当树叶儿从枝头落下的时候，总归要落在生长着它的树根的土地上。这当然不是什么新发现，但由于我和你在艺术道路上有着相同的经历，所以一触即发，恍然若有所悟。太阳，我实在为你高兴，我应当向你祝贺，祝贺你告别了青春浪迹，祝贺你赢得了白首还乡！太阳，我用这样的词句向你祝贺，你不会奇怪吧？你能够领略其中有多少关于历史曲折的感慨吧？
太阳，我们都是被一股“西风”，一股压倒东风的“西风”吹到西方美术领域中去的。这股风，产生在“五四”运动之前，后来又混在“五四”运动之中，并且假借“五四”运动的威力而横扫一切。当这股“西风”还没有吹到我的家乡以前，我在文学方面是爱好旧体诗词，在绘画方是临摹《芥子园画谱》和陈老莲的《水浒人物》。可是，当这股“西风”挟带着许多报刊杂志吹到我的家乡以后，情况就马上有了变化：我不但在诗词上抛弃了五言、七绝之类，而且在绘声绘色画上很快就把宣纸换成了油画布；把“人物、山水、花卉”，换成了“人物…… ”,把画幅中的长裙广袖的仕女换成了“光屁股的女人”……那时候，我不过是一个尚未成年的中学生，当我把“光屁股女人”钉在书房的墙壁上居然没有遭受老年人的斥责，就可以想像当时这股“西风”是多么凶猛，是多么肆无忌惮！
在这以后，太阳，我们就在上海美专西画系二年级的画室时碰头了，时间不到两年，我们就从古典的学院派走到了现代诸流派。“西风”还在吹，我们还在走，真正是风华正茂，游兴方酣。这部“西游记”现在想起来有如梦幻。
值得我们旧梦重温，并且用红笔打一个问号的是：当年我们为什么那样容易被“西风”刮走呢？在我们的艺术爱好与思想倾向之间，难道不存在丝毫的矛盾吗？太阳，我想先把我的答案告诉你：根据我的切身体会，我认为把我的注意力引向西方的，是一个“新”字，是产生在“五四”以前的“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的那个“新”字，是“新学即西学即科学”这个概念中的“新”字。那时候，我们固然幼稚，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更不高明，哪里懂得什么“从实际出发”，哪里懂得什么“作具体分析”？主观地认为：中国的文化艺术都老掉了牙，新的都在西方，西方是“新”的化身。为了追求“新”而追求西方，这就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当时青年一代的出发点，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沉醉西风”的根本原因。喜新厌旧是青年人要求进步的一种表现。太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埋怨自己，我们接受过的的确是新东西。马克思主义，的确是新的，接受它没有错；中国共产党，也是新的，倾向于它没有错；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更是新的，投身于运动之中，完全没有错。
就说向西方学习吧，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能说是错误。我们地过失，仅仅是肯定了不应当完全肯定的东西，否定了不应当完全否定的东西，特别是关于文艺活动的新旧问题，我们颠倒了形式与内容的从属关系。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文艺的新旧，应当从意识的新旧（也就是作品思想内容的新旧）来划分，从文艺作品是否与时代的脚步合拍来划分，而不应当从形式、技巧、手法上的新旧横加判断。（以表现自我为中心的现代诸流派，在形式上也不能算是新的）在这个问题上，太阳，应当承认我们对于新形式的偏爱，高过于新内容的探索。
是形式问题让我们远游西方，也是形式问题让我们回归祖国。这一历史回旋，是不是值得我们吸取教训呢？太阳，我不知道你在超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走了多远，而我，在马蒂斯的园地上只作过短暂的逗留。离开了学校，也就离开了油画。接触了失业，也就接触了要求革命的现实。那时候，我认为“油画不革命”（这和说“中国画不革命同样可笑），于是改行画漫画。我在漫画创作上坚持了七八年，尽管创作的内容没有离开过中国的实际，但形式上仍然向往西方，仍然向西方请教。我请教过德国的乔治·格罗斯，我认为他的表现手法最适合于描写旧社会的黑暗；我请教过英国的大卫·罗，我认为他的表现形式接近东方（从西方画家的手下学习东方，这说明我当进迷途的深度）……后来，大概是1935年，有一天，作家聂绀弩找我谈话，他说鲁讯先生想创办一个杂文与漫画并重的刊物，希望我帮他组稿。后来在谈到漫画作品时，绀弩说：“老头子总是说中国人的应当让中国人看懂。”这句话令我心神震动，我怀疑这句话是针对我讲的（因为我曾经听见有人说我的漫画看不懂），我开始意识到形式和内容的矛盾是我的作品的重大缺点，我必须下决心改正。1936年，我在内山书店买到一本由鲁迅先生编辑的德国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画集，它的深刻内容使我对造型艺术如何为革命服务充满了信心。虽然它不能解决我的创作形式问题，可是它那类似中国现实的内容，催促我赶快向“让中国人看懂“的形式学习。
珂勒惠支的作品是我漫游西方美术的终点站。从此以后我才把目光转向祖国，转向无比辽阔的中国画领域。太阳，你呢？你还没有把这一时期的经历告诉我哩。
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太阳、我们现在是70岁出头的人了。可是丹青不老，都还有那种“80岁学吹鼓手”的精神，不管岁月蹉跎，一切从头做起。现在，伸展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具有中国气派，中国作风、中国人能够看懂的创作道路。从我们童年的记忆来说，这是自家门口的一条熟路，即使在黑夜也不用摸索。可是，从我们曾经“西游”的两条老腿来说，这不但是一条陌生的新路，而且坎坷宛在走起来难免东倒西歪。太阳、你到底走在我的前面，看了你那些新作，我觉得你已经在实践上解决了我正在理论上摸索的问题。不成熟的理论站在顽强的实践面前，不过是小小的侏儒，矮了一大截。我现在无限倾心，十分仰慕的，是实践，实践……太阳，我现在正仰着脖子在谈论你实践的成果哩。你的作品使我感到亲切。太阳，这是我在写信的开头就说过的。如果亲切二字过于抽象，我就说，你所描绘的景象令我有“似曾相识”之感。
我说“似曾相识”，不是因为我曾经看见过长江，曾经看见过碧莲峰……说实在的，你所描绘的长江，并不是我印象中的长江，而我记忆里的碧莲峰，也并不像你所描写的那样令人瞩目。我说的“似曾相识”，不是指自己曾经目睹的景象在艺术形象中的再现，而是指你作品中的意境对于我内心深处潜伏着的理想的揭发和印证。这不是唯心之谈，而是艺术形象和精神世界中本来存在的意识、想像、理想的不期而遇的巧合。《红楼梦》第三回宝玉和黛玉初次见面时两个人都有“似曾相识”之感，就因为他们的性情外貌与对方理想的意中人不谋而合。《文心雕龙》中所说的“随物宛转，与心徘徊”便是同一道理。取得“似曾相识”的效果，是我国“写意”画的精华，你的作品取得这种效果，证明你已经摆脱了西方学院派那种“谨毛失貌”、“与我无缘”的写实主义的束缚，走过了中国绘画传统中那种令人梦魂缭绕的“写意”的奥府。太阳，我要向你祝贺，我认为这是你一个巨大的、难能可贵的收获。
记得我在上海开始画人体素描的时候，曾经因为修正模特儿身上的缺点（把太肥的身体改瘦，把太短的两腿加长）而遭受到老师的白眼，认为这是“对真实的歪曲、对写实的叛离”。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作为“写实”的基本练习，的确不必修改描写的对象，但如果是创作实习，对于素材的修改是完全应该的。我看过日本画家东山魁夷在北京举行的画展，发现他同一题材的习作（写生）与创作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他没有把写生当作创作的目的，而是作为搜集素材的准备手段；他抹掉了写生习作中的缺点，汇集了素材的优点，在形象塑造上作了不少的艺术加工。这正是东山魁夷发扬东方绘画传统的高明之处。
我还想告诉你，太阳，你作品中的意境不仅令我产生“似曾相识”之感，而且还令我产生“若有所思”之慨。引起我思绪连绵的，不是你画的长江而是耸立在江边的天然门户；不是你画的碧莲峰而是江上的点点帆影……一句话，引起思绪的不是罕见的天上奇观，而是人们所熟悉的、有过印象的、发生过感情联系的人间风雨。只有描写了不是个人所有的爱好 ，才能够产生美感和共鸣的效果，才能够从“悦目”过渡到“赏心”从“目既往还”提高到“心亦吐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思维。所谓意境 ，也就是能够挑起思维活动的艺术境界。太阳，你创造了意境，证明你已经打碎西方美学家曾经提倡的“绘画纯属视觉官能活动”的理论囹圄，回到了“神与物游，思理为妙“的广阔天地 。太阳，我要向你祝贺，我认为这是你又一个重大的收获，我要向你学习！
大概是从19世纪开始，西方资产阶级美学家曾经把美术——绘画、雕塑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纯粹的视觉的美术，是专门玩弄形形色色而不涉及思维活动的美术，他们认为这是美术的正宗，抽象派的作品就是这种之类理论的产物；另一类是涉及思维活动的美术，他们认为这是宗教和“主义”的俘虏，不是美术的正宗，这种理论的荒谬，是在于它割断感性认识和理性思维的整体这一“创举”，既否定了美术的起源，又把“万物之灵”的人类降低到没有思维活动的动物行列中去。我们不否定绘画具有装饰性的、以美观为目的的一面——例如工艺美术，但是反对那种把美术排斥在思维活动门外的荒谬理论。
太阳，如果我说“似曾相识”和“若有所思”符合你作品的实际的效果，那么，我要借用别人说过的一句老话，你的“画里有诗”。不只是标题上的诗，而且是视觉形象的诗，也就是达·文西所说的“哑巴诗”（达·文西曾经说“诗是瞎子画，画是哑巴诗”）。我认为，诗是形象的酒，只有诗令人心醉，只有诗令人神往。“画中有诗”当作中国画的特点之一。西洋画有的作品中也有不少值得令我玩味的诗。米勒的《晚钟》，那是令人宛转低徊的法国的诗；列宾的《伏尔加船夫》，那是令人喟然长叹的俄国的诗；珂勒惠支的《战场 》，那是令人心情激动的德国的诗；柯罗、库因茨 、列维坦的风景画中都有诗，都是具有浓厚的民族口味的诗。而你的画中的诗，是我们中国口味的诗。诗有口味之分，就如同画有口味之分一样，是客观事实。提起口味，太阳，我想告诉你三个有趣的故事：有一次，我们一些文艺工作者访问苏联的新西伯利亚，受到主人公的盛情款待，临别的头天晚上，殷勤的餐厅主妇一定要我们尝尝她们亲手制作的中国饺子。说实在的，在形式上你不能说这不是饺子，可是一经舌头接触，你就说不出这是哪一国的滋味！另外一次，我和王式廓同志一道访问东德，在吕根半岛上一个休养所里住了几天。有一天晚上，德国翻译兴冲冲地告诉我们说，三个厨娘在厨房里开会，她们要做出“中国的燕窝”来款待来自远方的稀客。当时我在想：哪里来的燕窝呢？是不是海边的岩石上也居留着燕子呢？第二天，当我们眼巴巴地瞧着端上餐桌的“燕窝”时，老天爷，那真是精心创作：七寸圆盘的中间是一团粉红色的生肉馅，肉馅的中间是一个金黄的生蛋黄，肉馅的周围镶嵌着生洋葱的雪白的纵断则。这哪里是燕窝，这是一个象征着燕窝的美丽的花。式廓先尝了口那个没有酱油也没有盐的生肉馅，就低着头轻轻地对我说：“吃下去，一定要吃下去！“说实在的，与其说我们在吃燕窝，不如说我们在吃友谊，我们的确是直着脖子硬吞下去的。一边吞一边还高兴地说：“谢谢，好！谢谢，好得很！”这三个厨娘正严肃地在餐厅门口瞧着我们哩。第三个故事是，有一次我们十来个文艺工作者在苏联访问一个月之后坐火车回国。到达中国地界的第一站是满洲里，我在满洲里的火车上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蛋炒饭。有个音乐家一边吃一边舔着嘴唇对我说：“美味呀美味，世界上有比这更好吃的东西吗？”——的确，世界上最好吃的，是本民族的口味，是本家乡的口味。虽然直到今天，对于新西伯利亚的餐厅主妇和吕根半岛上的厨娘的深情，我们仍然感谢不尽，但一提到口味问题，只好恕我直言，不能替我的舌头扯谎。口味问题是一个根深蒂固、不容易改变的习惯势力问题。要承认诗和画的领域中同样的品味问题存在。说什么“视觉形象没有国界”，说什么“提倡油画的民族化是不懂艺术”；说什么“洋为中用”应当是“拿来就用”……说这些话的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承认艺术上同样有一个口味问题存在，口味问题是为什么不服务的前提，不正确地对待这一问题，就不可能真正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太阳，我非常高兴的是，你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已经远远地走在我的前面。
我的信本来可以在这里结束，但是，我还要告诉你的，是我在观赏你的新作的时候，曾经想到过我们同学时的相互“关系”，昨天的事情我能够忘记得干干净净，可是50年前事情，在我这块“记忆”的毛玻璃上，仍然很清晰。有两件事情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第一件是：每当改换装模特儿的姿势，同学们纷纷移动画架寻找自己喜欢的视角时，我们两上所选择的视角往往相同，我们两人的画架经常是摆在一起。第二件是：我们两人都不喜欢说话，在一年半的时光中，没有作过一次交谈。这到底是青年人的腼腆，还是艺术家的傲岸？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只有一次是例外，当我们的画架再一次地碰在一起的时候，你曾经微笑地对我说：“我们又碰在一起了！”说也奇怪，50年前的一句温和的广西口音，今天仍然在我的耳边回响。太阳，我悔恨当时除了微笑之外，一句话也没有对你说过！现在，我可要重复你这句话了：“我们又碰在一起了。”可是碰一起的，不是两个视角相同的画架，不是两个游兴方浓的学子，而是两个白发苍苍的还乡客的共同心愿：不要做出新西伯利亚的饺子，不要做出吕根半岛的“燕窝”，要做出地地道道的一碗满洲里的蛋炒饭……
太阳，我向你祝贺，你作出的蛋炒饭正在我的面前摆着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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