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尚 辉2012-02-07 16:10:07 来源:关山月美术馆
1976年3月，《美术》在中断十年之后，于反击右倾翻案的政治批判中再度复刊，这意味着，期刊复出的本身便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工具性。从复刊后第2期对“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到第4期对毛泽东主席逝世的刊载，《美术》通过转载新华社通讯、人民日报社论等方式强化了一本行业期刊表达的执政者的权舆意识。
随着揭批四人帮文艺路线的深入，一些艺术创作规律开始得到正本清源。首先受到关注的是如何在美术作品中塑造领袖形象的问题。1977年第4期《美术》发表了刘纲纪撰写的《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试图从“高大全”“三突出”的创作模式上挣脱出来，并把英雄在生活中的真实性当作艺术创作最重要的命题提了出来。
从1977到1978年，《美术》着重启蒙与重建的是对古今中外美术有学术限度的评价。1977年《美术》在第3、4期始连续刊登了杨之光撰写的《中国画的工具和用笔》、《略谈中国画人物画中线的运用》。1977年第5期开始设立古代美术栏目，并发表了金维诺的《从楚墓帛画看早期肖像画的发展》。同年第6期，刊登了该刊记者成威采写的《山水画大有文章可作――山水画创作座谈会记略》一文，展开了“要不要画山水画”、“山水画特定审美功能”、“画山水画也得深入生活”的讨论。同期，还发表了周湘撰写的《画是无声诗――谈谈山水画的推陈出新》和钱松�亲�写的《衷心敬绘<枣园曙光>》。这组谈论山水画创作的文章，预示着在文革中被批判为封、资、修的山水“黑画”即将“合法”地复出。1978年第6期，《美术》发表了潘天寿的遗著《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与特点》，由此所指向的文化现实，除了恢复人们对于传统中国画的认识以外，更重要的还是隐含着对“艺术的真实”命题的提出。
《美术》复刊后对于外国美术的评介，始于1976年第3期，刊登了李春撰写的《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革命美术》，1977年第3期和第4期又分别发表了李春撰写的《一个永远进击的艺术家――纪念珂勒惠支诞生110周年》和《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画家――尼•格里高莱斯库》，从这些文章的标题中，不难发现当时在介绍外国美术时依然保持着某种“政治口径”的警惕性。1978年3月，“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美术》在第3期发表了吴作人撰写的《深厚的友谊，美妙的风情》，在对“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展”的述评中，不仅评介了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而且在文革后第一次正面评介了“印象派”和“后印象派”。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问题的高度评价，引起了文艺领域的强烈反应。1979年《美术》第1期发表了一组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笔谈”，同期还发表了刘绍荟撰写的《感情•个性•形式美》，着重提出了“艺术是感情的产物”，“没有艺术创作中的独创性和艺术家的个性，就不会有风格流派”以及“作为造型艺术的绘画，要不要讲形式美”等艺术创作的重要命题。
从1979年第二季度起，《美术》由季刊改为月刊，这是为美术界解放思想不断汇集时代的思想需求的重大调整。从1979年第2期始，一些曾经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艺术权威纷纷在《美术》上登台亮相，开始为新时期美术的进一步复苏和重建进行思想上的清理与理论上的探讨。
1979年第1期《美术》封底上刊登了张谊画于1976年4月3日的天安门油画速写，这是《美术》最早刊登的伤痕美术作品。接着在第2期彩页，又发表了艾轩、白敬周画的表现人民在所谓“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中受到暴打的真实场景。同年第9期，刊发了多幅表现张志新在文革中为坚持真理而罹难的美术作品，并开设了“争鸣”栏目，展开了关于连环画《枫》的讨论，并发表了何溶的《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迟轲的《连环画<枫>的意见》、刘千的《“不良影响”有感》和粟宪庭《现代迷信的沉痛教训――谈连环画<枫>对典型环境的刻划》等，展开了对文革整个政治社会的控诉和批判，标志着美术界“伤痕”运动的开始。1980年《美术》的历史意义由此凸显而出。
1980年1月《美术》杂志召开由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部分研究生参加的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不要只抱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放”，“今天谈思想解放，不应回到五六十年代，而应当迎接80年代”。当时以笔名奇棘发表的《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美术创作中的一些问题》，是最早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异议的文献之一。在如何认识现实主义的概念上，1980年第11期《美术》发表了邵大箴《现实主义精神与现代派艺术》一文，更为准确地表述了对现实主义概念的界定。
1980年3月，《美术》发表“星星美展”作品和《关于“星星”美展》一文，成了“自我表现”思想启蒙的突破口。同年4月，《美术》发表千禾《“自我表现”不应视为绘画的本质》一文提出对“自我表现”的批评，引起像星星美展那样一些青年画家群体的不满，由此引发了延续数年的关于“自我表现”思想突围的争论。
反对绘画文学性情节的叙述，凸显造型艺术的视觉表达特征，是1980年《美术》反思与启蒙的另一重要内容。吴冠中继1979年发表《绘画的形式美》之后，又先后在《美术》上发表了《关于抽象美》和《内容决定形式？》，这是探讨平面视觉艺术特征的一组重要文献，引起了美术界的轩然大波。作为对吴冠中《内容决定形式？》的论争，洪毅然的《谈谈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和冯湘一的《给吴冠中老师的信――也谈<内容决定形式>》，都站在哲学角度论述了内容对于形式的决定作用。
1985年之后，新时期美术开始侧重中国和西方艺术发展的横向比较，并借助这种横向比较推进西方现代主义美学思潮与观念的引进和对中国美术单一与传统创作思想的冲击。毫无疑问，新时期美术在1980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汲取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反思的思想动力，而正是这种反思带来的创作观念的“解放”，才真正推动了新时期美术在1985年后对“开放”的“现代性”的思想认知与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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