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曾为新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文艺界引发了热烈讨论，涉及到中国文艺作品具体的内容和形式问题，即这一时期的文艺运动不应局限于工具和材料的范畴，而要以中华民族文化的本位立场，表现现实主义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美术界以“艺术民族化”为口号，构建出民族的现实主义新绘画风格，走中国化之路，并倡导这一时期的美术作品也应该有新的使命与责任担当，要与工农兵相结合，注重对抗战文化的宣传普及，使得抗战美术要服务于抗战政治，发挥对国家、对社会的价值引领作用。
随着中国美术的中心逐渐转向西南内陆地区，以重庆地区为中心的大后方汇集了当时中国有影响力的美术院校、团体以及美术家。在军民奋起抗战、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大批美术工作者以手中的画笔为武器，将个人的艺术追求融入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中，在民族血脉的延续与发展中筑起了中国近现代艺术坚实的文艺堡垒。他们以民族化的主旋律吹响了抵御外敌、救亡图存的文艺号角，创作出大量彰显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意志的优秀作品，完成了一部视觉史诗，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图谱之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为民族而艺术”的信念在一大批有识之士身上得到了显现，他们的美术创作植根于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大众的现实生活，以民族的大爱和情感为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发声，民族艺术尊严也得以在硝烟中觉醒，美术在抗战宣传中也成为重要的先锋力量。成百上千的美术工作者走出画室，走向前线、走向边区、走向后方，以画笔、刻刀等美术创作工具记录了全民抗战的生动景象。他们成立了中华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国木刻研究会等，吴作人的《重庆大轰炸》《空袭下的母亲》《不可毁灭的生命》、张善子的《怒吼吧，中国》《飞虎图》、唐一禾的《穷人》《女游击队员》《七七的号角》、徐悲鸿的《巴人汲水图》等作品在这一时期相继呈现。通过美术作品中对抗战前线与后方的描绘，鼓舞了中国人民高昂的抗战斗志，激发了全民的抗战热情，在展现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抵抗侵略者的顽强信念和必胜决心的同时，也使得中国近现代美术创作进一步朝着民族化的方向迈进，以抗战时期的美术肩负起记录抗战、宣扬教育以及鼓舞大众的历史重任。除此以外，当时的美术家大都广泛参与社会教育活动并宣传抗日，为支援抗战活动，许多画家都积极参与义卖，当时重庆的美术界就开辟了以绘画义卖支援抗战的先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广大美术工作者深入抗战一线，心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把美术作品作为武器，以不同的材料媒介、表现形式和创作手段“保卫”祖国的大好河山。美术家们或以写实的语言或以象征的手法或以隐喻的表达，传递出同仇敌忾、激昂豪迈的坚定信念，发出为民族而战的怒吼。抗日战争大后方的美术作品体现了为抗战而艺术、为民族而艺术的创作理念，更确定了美术创作的现实主义道路，蕴含着手执画笔的美术工作者战士们对中国现实社会的真切感受、对中国底层人民的深切关注以及对抗战胜利的强烈渴望，使永不屈服的民族精神、永不低头的民族信仰、永不放弃的民族力量在美术作品中高扬。
这一时期美术作品的民族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华民族对革命文化的追求和坚守，推动中国美术事业进一步发展。作品的民族化选择，体现了抗战背景下中国美术进步的时代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形式与内容上的新发展，不仅为中国艺术以后的时代转换提供了新的角度与研究方向，也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民族艺术精神、整合民族艺术文化资源提供了重要借鉴，诚如郭沫若所言“抗战就是伟大的新文化运动”。抗战大后方美术作品的民族化选择，体现了积极的抗战精神与人民性的追求。沉重的民族危机，使得美术家们迸发出极大的爱国热忱，他们以鼓舞人心为己任，倡导民族精神，立足于自身文化，以此激发中国民众的爱国情怀。它弘扬了民族文化，反映了人民的生活现实，通过用人民熟悉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走向了人民大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不断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成就告慰我们的前辈和英烈！”抗战大后方的美术作品以直观性、易传播性等特点得以保存和延续，这些红色经典依然能够在我们内心深处激荡起振奋人心的精神回响。直到今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们同样需要创作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艺作品，并在不断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不断丰富我国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以真正发挥文艺作品的价值，向世界展现中国形象。抗战美术凝聚了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来的民族文化精神，是重构我们民族文化艺术价值的重要资源，是建构具有民族风范的中国现代美术形态发展的重要依托。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在倡导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通过抗战这一特殊时期的美术作品去追忆和回顾那段振奋人心的抗战美术运动，铭记抗战大后方美术作品中的民族精神，重新认识和吸收中华民族艺术精神和民族文化选择，强化当代艺术的身份认同。
［作者单位为重庆师范大学，本文为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抗战时期大后方中国画中的民族意象研究”（2022PY85）、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基于报刊文献的抗战时期重庆美术发展研究”（22SKJD072）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