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刘海粟老师的书法集写点文字，迟迟不思握管，私下总有些“不敢赞一词”的心理。
海老嘉惠后学，我们可以追溯到他的一生，看作是他全部人格的一个表现。但是如果从他青年时代算起，只说一件事——南海康有为对他的影响，也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性。我曾多次听海老谈他青年时代师事康有为的经过。当刘海粟年仅26岁，康有为早已是名扬天下的耆宿，而刘海粟在事业上的建树，使康有为第一次见面发出了“你是刘海翁的儿子吗?”这样的询问，——每次说到这里，海老常常陷入欢快的回忆，发出爽朗的笑声。1921年，康有为乐育英才，收刘海粟为学生，教他书法与古文、诗词。从此，由整个社会和艺术历史滋养成长的刘海粟的一生中，康有为也产生了种种或隐或显的影响终于不可磨灭。
而康有为对待后辈的热情与教诲的精神，肯定也积聚为刘海粟身上可贵素质的一个来源。海粟老师巨大的热情，能够一连几个小时面对一个初学画者滔滔不绝地讲解“六法”，面对一个初学书法的青年从甲骨文开始讲起一直说到书法的流绪与出新。人们不会忘记，他已是“百岁开二”的老人，是一位世界讲台上的艺术大师，然而，上述小事更足以表明他是一个具有赤子之心的长者。
在书法上，康有为对当时以及后代的影响是世所公认的。针对书坛馆阁体为代表的萎靡风气，清代自阮元启端开辟了碑学道路，经过包世臣发扬光大，直到康有为集大成，形成了完整的碑学体系。当刘海粟从康有为手里接过老师所赠《书镜》（即《广艺舟双楫》）的时候，也即奠定了刘海粟一生的书法道路，康有为一整套重体变，尊北碑，强调笔法力度等等思想，确定了刘海粟的理论与实践的走向。
“学书必从篆入”。海老经过几十年实践得出的经验之谈，同当初康有为教他“学书应从钟鼎、石鼓文入手”一脉相承。“从篆入”，以尊碑来说是追本溯源，以中锋用笔来说是必由之路：“从篆入”，为海粟雄浑、宽博的书风奠定了重要的根基。海老雄浑、宽博的书风必然要以篆书为支柱，虽然书家在登堂入室之后，所涉猎的远不限于篆书一体。
古人常将书法当作余事。按照“文以载道”的儒家观念，诗词是文章之余，书法之类更在其余了。书法艺术的功利作用与文章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也不足以比诗词，然而文人墨客往往在书法艺术当中见出真性灵，真情感，因此书法的作用又是文章、诗词不能替代的。刘海粟作为一名学养深厚的艺术家，尊重传统又反传统的“艺术叛徒”，无论是他的雄肆豪放、浓丽沉厚的油画，或是苍茫华滋、纵横洒泼的中国画，都极富浪漫主义精神，可以说是至老而愈深广。这种绘画创作中的浪漫主义精神，其实也是老人一生特殊经历、素养、精神，气质、个性等等的集中、升华。早在1930年即他获得比利时独立一百周年国际美术展览会国际荣誉奖的那年，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便有“誓必力学苦读，旷观大地”的豪壮语言，它用独特方式表达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霜雨露，老人畅游五洲，九上黄山，战逆境，历险阻，矢志不渝，老而弥笃。直到1985年重游巴黎冒风雨登铁塔感极而赋“云涌风驰九十秋，攀登忘喜亦忘忧”，真是何等胸怀，何等境界!潜意识中最深的积淀，对雄浑、宽博书风的形成起了难以估量的铺垫作用。证之历代大家到刘海粟，所谓“通会之际，人书俱老”（孙过庭语），岂是区区点划所能道其底蕴？“学如其人”，又岂是某些简单的社会学概念所能译解？我们即使将绘画对海粟老人书法的直接影响撇在一边，单看精博的论著与豪迈的诗词，也可以确定老人书法的意境肯定归于壮美一类。——“学如其人”包含着相当宽泛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字”，不可能是“人”的全部众多侧面的反映，但“字”不可能不是人的某个侧面，某种折光的反映。有海粟老人的阅历、学问与精神气质，才有海粟老人的书法艺术，这是千真万确的。
海粟老人“从篆入”但决不像有些迂腐学者走入小径。他讲究多方博采；他尚厚重，却又爱好“拙而生秀”。海粟老人的书法达到崇高境界，应当归功于他学书的正确途径。青年时代的刘海粟曾经受康有为书体很重的影响，（如对联“逸气感清淑，良辰入奇怀”）以后很快度过追踪形似的阶段。碑与帖交叉练习，使老人书艺建立在广阔的基础上，不褊狭，不刻急。1927年后他曾数临《散氏盘》、《石门铭》、《石门颂》，后又间隔着苏轼、黄庭坚、米芾，分别取其“趣”、“韵”、“姿”；临写《毛公鼎》，间隔着张旭、怀素，取其狂放不羁；数十年来学篆书与行、草、楷齐头并进，其中颜真卿的影响始终贯穿着。老人的书法正因为渊源有自，所以功力不凡；正又因为不独宗一家，所以显出多姿多彩。仅从浩如烟海的书法作品中所选出的少数墨迹，我们就可以欣赏到《康有为墓碑》的端庄凝重，笔无妄下。碑文结语“公生南海，归之黄海。吾从公兮上海，吾铭公兮历沧海。”一唱三叹，慷慨而有余哀。还有像《水龙吟·铁骨红梅》经过石刻，萧散含蓄；一派魏碑风范。《秋兴八首》、《百寿杖》、《归去来辞》，则是代表了老人常见的行草书的风貌，连绵奇崛，转折处不稍懈怠，如枯藤老树之盘根错节，如蛟龙虺蛇之腾空排云。除此以外，老人的书法还有两点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在此一提。一是他的信札，无论叙家常，问寒暑，都是真性情流露。白话中杂文言，并不生涩，却增添了风采。作为书法看，无拘无束，不囿一格。古人重视文人信札是有道理的。宋代韩元吉曾谓蔡襄简札“语简而意亲，无复世俗不情之态，前辈尺牍多类此，可敬而法哉。”返观蔡襄其余诸作，论者谓“如礼法之士，不散少有舒肆之意”（张栻）以上略引数语以见简札被人重视之原由。再是刘海粟临写的《群玉堂帖》中米芾自叙学书部分，吸收原作的跳荡骏快，又参以己意，这份临书稿是老人在“文革”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与夫人夏伊乔独处陋室，搜拣旧藏残损的印本用破笔碎纸临写的，老人自喜“写来别有风味”，其时正是1967年3月，室外锣鼓喧天之际。我读着老人的临书，揣摩字里行间宁静淡远的境界，一点看不出动乱环境的干扰，越发觉得难能可贵。
“画法关通书法津”，作为画家兼书法家并且精通“六法”理论的刘海粟，在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诸方面，都能将书法与绘画的基本道理互相沟通、渗透。绘画滋养书法，书法给绘画的笔法、构图等等提供了基础。而刘海粟确认“中国画最大的特征，就是一个‘意’字，‘气韵生动’可以说就是‘意’字的最高境界”，这与他的“画家乃表现而非再现”的观念一脉相通。半个多世纪以来，海粟老人一直为争取表现和创意而不懈努力，融今古，通中外，以至不断在各门艺术中找寻通感、共性，丰富表现力。刘海粟画上的色线，不但采自中国传统书画，并且，按老人自叙，“在一定程度上，我感到有塞尚、高更、梵高、莫奈、蓬那等强烈的色彩和简练线条的影响。”刘海粟书法中的线条运动，也是在“气韵生动”的原则驱使下不断争取表现、创意的轨迹。
作为画家兼书法家的刘海粟，书法对绘画还有一个直接功能，那就是在画上书写题记。海粟老人告诫后学：“画家要多练几种字体，以适应不同画面之需要，莫要死抱住一体不变。”古代画家石涛、扬州八怪便是这样做的，海老切身经验也是这样总结的。老人题画，以他广博的学识，兼长诗、书、画的才能，题“大鹏”时用米芾《多景楼》句；“云移怒翼搏千里，气霁刚风御九秋”，题“葡萄”有《怀素自叙帖》中形容怀素草书的名句：“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读来令人叫绝，非通才是想不出这等妙句的。老人如何稔熟古人名迹并自觉地将狂草入画，已经是很清楚了。
写至此，我又想起以上引用过的“攀登忘喜亦忘忧”的佳句。将近一个世纪云涌风驰的岁月积淀在老人心田，一切都渐渐淡去，忘却；潜意识层中的凝聚着的智慧，是那样惊人的丰厚，不断地输送出创造的灵感，激发起创造的伟力。就在笔者写作本文的不久以前，海粟老人还在不停笔地挥写六尺至盈丈的泼墨山水与行草。毕生执著艺术的“艺术叛徒”，他的无穷的力量来自现代生活与历史传统的底蕴和二者的交叉点。
沈鹏（中国书协原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