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馆之于学术与学术之于美术馆-信息与理论

在作为博物馆性质的美术馆系统之中，学术的概念是含糊的，学术只是在对美术馆概念的阐释中，为“研究”所笼统地涵盖，也就是说，美术馆的学术性更多是在研究的层面上显出。但如何显出与显出什么，却不甚了然。1986年文化部颁发的《美术馆工作暂行条理》第八条，是专门关于“研究”的条目。从条目中，我们可以看出，美术馆的所谓“研究”大都是静态意义上的案头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更容易理解的是“探求事物的真相、性质、规律等”的工作方法。但研究还有一个解释，这个解释是：考虑或商讨。这是进行时态的，是对某种悬而未决的问题所采用的处理方式。据此，对“研究”的两种不同理解，实际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工作方法与运思方式。就今天美术馆的现状，对“研究”的理解基本还拘泥于前者。而这个静态的研究还有一个最为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具备一定规模的美术馆典藏。从典藏、研究、展览、教育到目标对象，美术馆实际充当的是一个解释者的角色。这还是往理想里说的。现实中，这种研究/解释的工作是否真正地形成了一整套工作系统？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如果要在当代文化这个平台上来看，美术馆在今天的作用，要讨论与追究的东西就更多，也更为复杂。


　　在美术馆设置研究部或是学术部，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在研究功能与学术功能上，好像基本的定位都有一种关起门来各自说话的嫌疑，或研究、或学术，并不是一件要拿出来交流的事情。就是在网站上查阅中国几大美术馆的资料，也看不出这些美术馆自身要塑造的形象究竟是什么？我们看不出一个美术馆的学术究竟如何体现？看不出学术在怎样的界面上算是与美术馆发生了对接？美术馆大都在“惯例”中行事，而好坏的事儿最终也是靠行政来拍板。除了几件能够往脸上贴金的事是在不断地重复述说之外，要了解更多的事就不太容易了，实际上也考究不了其他的事。查一下日本与美术馆的相关立法[1]，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完成，现在更是往精与细里面走，一些要求与限制都有着法律上的保障与规定。但中国的现状却是一方面在迷恋于诸多的“惯例”，另一方面却在指责大众的素质要亟待提高。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张文彬有一个对话，其题目就是《从200人进歌舞厅3人进博物馆谈起》，这样的现状当然是很综合的，不能一概而论，就是张文彬这个全国政协委员也只能无奈视之。但无疑，更值得我们质疑的倒是美术馆内部的一些基本思路，以及对这些思路的考量与逼问。


　　什么叫做一个美术馆的学术品牌？这个听起来颇费踌躇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才会产生的。品牌这个商业味十足的新词儿在词典上还都没有被纳入，我们已经习惯用诸如“树立”、“建立”、“拓展”、“扬高”、“打造”这样的动词来对品牌进行突现。在Google上收索学术品牌条目，有五百多万条，可见学术上的品牌意识已经蔚然成风，无疑这也是学术市场化的一个必然结果。但问题是我们怎样来考量这个学术品牌呢？我们又是用什么来做这样的考量呢？现在的做法好像都是倒过来的，只要我们想做一件事，为这件事找些理由是不难的，中国是有这样一个“自圆其说”的传统的[2]，只要做，不怕找不到理由。所以“为什么”的问题在中国不是一个问题。双年展这样的品牌都已经家喻户晓了，但一定要问“为什么”都要做这样的双年展，答案可以是不为什么的，或者自己去揆度，当然答案依然还是可以不为什么的，因为如果真正要追究起来，答案很可能与学术无关，而是变着法子在寻找“资源”，或是已经有了“资源”，要用说得过去的法子把“资源”整合回来。所以，要关起门来，各自说各自的话要安全许多。这样说，可能就清楚一些，其实，学术品牌对接的是品牌资源。有这样的一层关系，就是做起国际交流来，也方便许多，套用的资源也实在。当然，也会遇到在学术上“自圆其说”不起来的时候，我们最后的挡箭牌就是“中国国情”了，因为这样的摊牌是不用再解释什么了。在这一点上，陈嘉映有一句话说得狠：“在实业领域，骗自己人容易骗外国人难，在文科领域，骗外国人容易骗自己人难。”[3] 冷暖我们自知，这的确是一个在面上能够读得通的实情。


　　我们已经习惯把学术的问题放在大环境中来探讨，美术馆的展览与活动也越做越大，资金盘子的规模也越来越神话，但就学术的深度来说，可圈可点的东西又有多少呢？今天，美术馆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之外，我们对学术本身的理解或许也要受到质疑。学术一方面是指解读文本，另一方面是用来提供思路的。前者是解释，就像歌德所说的：“博物馆者，非古董品之墓地，乃活思想之种育场。”[4] 后者则是更重要的，某种意义上是美术馆的生命所在。因为思路针对的是眼前要去解决的问题，是“惯例”的做法所无法僭越的。它或许是美术馆“改头换面”是前期假设，或许是关于某个课题的多馆合作，或许是向政府争取一些优惠政策的纲领性文案，或许是对于一个偶然事件的智慧性处理方式，或许是某个对外交流在项目上的战略性提议，或许是关于深度策划的阶段性构想，也或许是对艺术生态中某种联盟意识的唤醒。由此，学术所涉及的面是多方面的，对学术含义的界定也就决然不是单一的。学术可以是一种专门的学问，它也可以是对一种尚未展开的学问的猜测。


　　如果这样来理解美术馆的学术，我们的着眼点可能要放宽一些。这一方面要看美术馆自身的基本定位，另一方面看美术馆在未来发展上的诉求究竟怎样。学术其实是与美术馆整体的建设与发展密切联系着的。甚至于，学术也一同在参与着美术馆的制度建设。一个优秀的美术馆的定位不是在“惯例”中维护日常化的操作，制度建设中的学术与学术中的制度建设是美术馆的双刃剑。是否能这样理解这中间的关系，当然可以讨论。其实制度建设中涉及到的问题，在既有的操作层面上，大都存在推进上的难度，这是许多立法不到位所回避不了的现实。在这一点上，制度建设与学术建设看来是分野明显也历来抗衡的两个系统，其实是有着相互融合的空间存在，面对的问题也大致相同。这就是说，现在的制度建设不是等待政府给予一种现成的模式，如此静态的观念已经不适合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也断然不会采用这样的方式。应该说制度的建设同样需要创意与共谋，同样需要学术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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