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正在核实中..2009-07-23 10:35:56 来源:网络
在作为博物馆性质的美术馆系统之中,学术的概念是含糊的,学术只是在对美术馆概念的阐释中,为“研究”所笼统地涵盖,也就是说,美术馆的学术性更多是在研究的层面上显出。但如何显出与显出什么,却不甚了然。1986年文化部颁发的《美术馆工作暂行条理》第八条,是专门关于“研究”的条目。从条目中,我们可以看出,美术馆的所谓“研究”大都是静态意义上的案头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更容易理解的是“探求事物的真相、性质、规律等”的工作方法。但研究还有一个解释,这个解释是:考虑或商讨。这是进行时态的,是对某种悬而未决的问题所采用的处理方式。据此,对“研究”的两种不同理解,实际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工作方法与运思方式。就今天美术馆的现状,对“研究”的理解基本还拘泥于前者。而这个静态的研究还有一个最为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具备一定规模的美术馆典藏。从典藏、研究、展览、教育到目标对象,美术馆实际充当的是一个解释者的角色。这还是往理想里说的。现实中,这种研究/解释的工作是否真正地形成了一整套工作系统?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如果要在当代文化这个平台上来看,美术馆在今天的作用,要讨论与追究的东西就更多,也更为复杂。
在美术馆设置研究部或是学术部,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在研究功能与学术功能上,好像基本的定位都有一种关起门来各自说话的嫌疑,或研究、或学术,并不是一件要拿出来交流的事情。就是在网站上查阅中国几大美术馆的资料,也看不出这些美术馆自身要塑造的形象究竟是什么?我们看不出一个美术馆的学术究竟如何体现?看不出学术在怎样的界面上算是与美术馆发生了对接?美术馆大都在“惯例”中行事,而好坏的事儿最终也是靠行政来拍板。除了几件能够往脸上贴金的事是在不断地重复述说之外,要了解更多的事就不太容易了,实际上也考究不了其他的事。查一下日本与美术馆的相关立法[1],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完成,现在更是往精与细里面走,一些要求与限制都有着法律上的保障与规定。但中国的现状却是一方面在迷恋于诸多的“惯例”,另一方面却在指责大众的素质要亟待提高。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张文彬有一个对话,其题目就是《从200人进歌舞厅3人进博物馆谈起》,这样的现状当然是很综合的,不能一概而论,就是张文彬这个全国政协委员也只能无奈视之。但无疑,更值得我们质疑的倒是美术馆内部的一些基本思路,以及对这些思路的考量与逼问。
什么叫做一个美术馆的学术品牌?这个听起来颇费踌躇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才会产生的。品牌这个商业味十足的新词儿在词典上还都没有被纳入,我们已经习惯用诸如“树立”、“建立”、“拓展”、“扬高”、“打造”这样的动词来对品牌进行突现。在Google上收索学术品牌条目,有五百多万条,可见学术上的品牌意识已经蔚然成风,无疑这也是学术市场化的一个必然结果。但问题是我们怎样来考量这个学术品牌呢?我们又是用什么来做这样的考量呢?现在的做法好像都是倒过来的,只要我们想做一件事,为这件事找些理由是不难的,中国是有这样一个“自圆其说”的传统的[2],只要做,不怕找不到理由。所以“为什么”的问题在中国不是一个问题。双年展这样的品牌都已经家喻户晓了,但一定要问“为什么”都要做这样的双年展,答案可以是不为什么的,或者自己去揆度,当然答案依然还是可以不为什么的,因为如果真正要追究起来,答案很可能与学术无关,而是变着法子在寻找“资源”,或是已经有了“资源”,要用说得过去的法子把“资源”整合回来。所以,要关起门来,各自说各自的话要安全许多。这样说,可能就清楚一些,其实,学术品牌对接的是品牌资源。有这样的一层关系,就是做起国际交流来,也方便许多,套用的资源也实在。当然,也会遇到在学术上“自圆其说”不起来的时候,我们最后的挡箭牌就是“中国国情”了,因为这样的摊牌是不用再解释什么了。在这一点上,陈嘉映有一句话说得狠:“在实业领域,骗自己人容易骗外国人难,在文科领域,骗外国人容易骗自己人难。”[3] 冷暖我们自知,这的确是一个在面上能够读得通的实情。
我们已经习惯把学术的问题放在大环境中来探讨,美术馆的展览与活动也越做越大,资金盘子的规模也越来越神话,但就学术的深度来说,可圈可点的东西又有多少呢?今天,美术馆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之外,我们对学术本身的理解或许也要受到质疑。学术一方面是指解读文本,另一方面是用来提供思路的。前者是解释,就像歌德所说的:“博物馆者,非古董品之墓地,乃活思想之种育场。”[4] 后者则是更重要的,某种意义上是美术馆的生命所在。因为思路针对的是眼前要去解决的问题,是“惯例”的做法所无法僭越的。它或许是美术馆“改头换面”是前期假设,或许是关于某个课题的多馆合作,或许是向政府争取一些优惠政策的纲领性文案,或许是对于一个偶然事件的智慧性处理方式,或许是某个对外交流在项目上的战略性提议,或许是关于深度策划的阶段性构想,也或许是对艺术生态中某种联盟意识的唤醒。由此,学术所涉及的面是多方面的,对学术含义的界定也就决然不是单一的。学术可以是一种专门的学问,它也可以是对一种尚未展开的学问的猜测。
如果这样来理解美术馆的学术,我们的着眼点可能要放宽一些。这一方面要看美术馆自身的基本定位,另一方面看美术馆在未来发展上的诉求究竟怎样。学术其实是与美术馆整体的建设与发展密切联系着的。甚至于,学术也一同在参与着美术馆的制度建设。一个优秀的美术馆的定位不是在“惯例”中维护日常化的操作,制度建设中的学术与学术中的制度建设是美术馆的双刃剑。是否能这样理解这中间的关系,当然可以讨论。其实制度建设中涉及到的问题,在既有的操作层面上,大都存在推进上的难度,这是许多立法不到位所回避不了的现实。在这一点上,制度建设与学术建设看来是分野明显也历来抗衡的两个系统,其实是有着相互融合的空间存在,面对的问题也大致相同。这就是说,现在的制度建设不是等待政府给予一种现成的模式,如此静态的观念已经不适合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也断然不会采用这样的方式。应该说制度的建设同样需要创意与共谋,同样需要学术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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