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如何评价当代文学

　屈指算来，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六十多个春秋，“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何况已年逾耳顺。对一个渐入老境的人来讲，最为紧要的，恐怕不是别的，而是后世的尊敬和历史的认可，所以，如何评价“老之将至”的当代文学，如何对它进行历史定位，就成了一个让许多中国学者特别“焦虑”的问题。

　　也许是出于对“花甲之年”的敬意，也许是出于对“黄金时代”的向往，有些学者在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常常表现出过度的慷慨和乐观——在他们看来，“当代文学”的成就已经超越了“现代文学”，只是由于“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的积习作祟，人们才显得“吝啬”而“苛刻”，未能积极地认识和评价自己时代的文学。而西方“汉学家”对当代文学毫不客气的否定，则激怒了另外一些学者，激起了他们的逆反心理——他们不仅要反抗“西方”的话语压迫，而且要坚定地站在“中国的立场”，自己评价自己的文学，自己肯定自己的“价值”。

　　其实，在评价当代文学的时候，我们既不要过分“慷慨”，也无须过度“愤慨”。我们需要的不是盲目乐观的“千禧年主义”，不是狭隘的“文化门罗主义”，而是更为积极的姿态：一种冷静而开放的对话精神，一种清醒而严格的自省意识。因为，光有“善意”无济于事，仅凭坚定的“中国立场”也不能解决问题，不仅如此，丧失原则的“善意”还有可能养成“没有用的烂忠厚”，而过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则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文化自闭症。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和接受这样一些事实：首先，由于整个文化环境的不健全，由于当代作家的文化素质和文学修养的相对低下，我们时代的文学还处于很不成熟的状况，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其次，我们不可能在没有“世界性”的参照语境的情况下，自言自语地进行自我阐释和自我评价，因为，歌德和马克思曾经预言和期待的“世界文学”的时代，早已不可抗拒地来临了，也就是说，世界各国的文学，已经进入了一个相互影响的新阶段，任何人都不能无视甚至拒绝“他者”的影响，更不能退回到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自大的国家主义立场。

　　所以，在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克服沾沾自喜的自诩和自大，另一方面，要具有放眼世界、虚心向善的态度。具体地说，就是不要妄想确立一套“特殊”的“价值准则”，因为，任何时候，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都需要一些“普遍”的“价值准则”，都需要依据世界性的经典尺度和人类性的理想标准。尽管“反本质主义”的时髦理论鼓励人们怀疑并拒绝这样的标准和尺度，但是，这些“价值准则”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须臾不可少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具有普适性的标准和尺度，我们就不可能对任何作品的价值进行比较和评价。当然，这些“价值准则”——博兰尼称之为“上层知识”——不是凭空设定的，而是由伟大人物和伟大作品所提供的经验构成的。

　　毋庸讳言，用较高的“价值准则”来衡量，“当代文学”虽然也有成绩，的确出现了一些有才华的作家和值得欣赏的作品，但是，趣味格调和伦理精神上存在问题的作家和作品，也很是不少。然而，对当代文学的缺憾与问题，我们的研究远远不够深入。某些学者与批评家甚至放弃了分析的态度和质疑的精神，失去了发现问题的热情与揭示残缺的勇气。在批评家与作家之间，也很少见到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和交流。对那些“成功作家”的作品，我们常常给予过高的评价和过多的奖赏。某些“著名作家”的作品，尽管实在难以咀嚼和下咽，我们的批评家仍然会不吝赞词，好话说它一箩筐。有的学者甚至对情形复杂的“90年代以来的文学”，也只是一味地赞美，不仅认为它是“一个世纪以来文学最好的时期，一个丰收的时期，一个艺术水准最高的时期，一个诞生了经典的文学作品的时期”，而且还高自标树地说，如此辉煌的“文学时代”，“并不是每个时代的人们都会遇到的”。总之，面对应该冷静质疑和严格批评的作家和作品，我们的学者和批评家却成了慷慨豁如的表扬家和荣誉徽章的颁发者。在这些批评家身上，勃兰兑斯的坦率而尖锐的批评精神，就更是难得一觌。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中，勃兰兑斯毫不讳掩地批评缪塞，认为他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充满“玩世不恭”：“这种装腔作势的玩世不恭，和其他装腔作势同样令人产生不快的印象”，不仅如此，“缪塞一开始就有一种装模作样的优越感，在宗教方面表现出极端怀疑，在政治方面表现出极端冷漠。然而在这种怀疑和冷漠下面，我们不久就瞥见了一种不是男子汉气概的软弱，久而久之，这种软弱就昭昭在人耳目了。”在我们这里，尽管有的作家身上存在着比缪塞更为严重的问题，但是，有几个人敢于像勃兰兑斯那样不留情面地质疑?敢于像他那样毫不宽假地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