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污蔑的噩梦——纳粹德国统治下的前卫艺术的命运

　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在二战中对于犹太人的极端种族主义行为已经为世人所知，但是希特勒及其政党对于艺术的摧残与政治化却很少为中国读者所了解，在二战之前的德国热闹非凡的《堕落的艺术》巡回展览在德国民众中引起来强烈的反响，也成为纳粹德国文化艺术政策的一个缩影，本篇由Stephanie Barron撰写的关于曾经在德国全国各地展出的《堕落的艺术》展览的文章，围绕此展的前因后果为我们展现了一幕幕德国现代艺术在强权统治下的艰难遭遇。

　　极端文化政策的出现

　　1937年7月19日，《堕落的艺术(Entartete Kunst)》展览在德国慕尼黑开幕，这个展览对于德国的现代艺术是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展览共展出了650多件重要的绘画、雕塑、版画以及书籍作品，这些作品在几周之前还陈列在32家德国的公共博物馆之中，通过诽谤和嘲笑的手段，这个展览试图去让德国民众“弄清楚”什么样的现代艺术是不能够被“第三帝国”所接受的，亦即“非德国的(un-German)”，在慕尼黑展览的四个月期间，总共有超过200万的观众参观了展览，而在这之后三年的德国和奥地利的巡回展览中有超过一百万的观众参观展览，展览每天的人流量基本都在两万人左右，最高纪录产生于1937年8月2日，在这一天有超过36000人参观了展览，之后的任何现代艺术展览都没有受到过如此高的关注度，根据当时的报纸的统计，《堕落的艺术(Entartete Kunst)》的参观人数是《伟大的德国艺术(Grosse Deutsche Kunstaussiellung)》的五倍，《伟大的德国艺术(Grosse Deutsche Kunstaussiellung)》这个展览也是宣扬纳粹艺术的展览，同时这个展览也是慕尼黑新成立的首个由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the National Socialists)打造的官方机构Haus der Deutschen Kunst(House of German art)的落成展览。

　　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将艺术完全政治化的规模是空前的，这也导致了对于德国之前的文化名人的彻底颠覆，这不仅仅表现在艺术上也表现在文学、音乐和电影上，当1933年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执掌政权之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抨击当时的文学艺术创作者，成千上万的书籍被焚毁以证明新政府对艺术的态度和政策，《堕落的艺术(Entartete Kunst)》展览其实只是冰山的一角，1937年，在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指挥下，大约有16000件现代艺术作品被称为是“堕落的艺术”，很多这样的艺术品被卖给了国外的收藏家以解决困难的经济形势。

　　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几乎拒绝和谴责了所有的1933年之前的德国现代艺术创作，无论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都包括在内，August Macke (德国印象派画家)唯美而无意识形态特色的风景画和肖像画、还有具有很强烈的表现色彩的“桥社”艺术家Ernst Ludwig Kirchner、Emil Nolde和 Karl Schmidt-Rottluff均未能幸免，整个德国社会对Max Beckmann、Otto Dix和George Grosz的批评都非常尖锐，甚至包豪斯将艺术与工业结合的尝试也同样被指责。1933年4月，纳粹政府开始在官方机构中驱逐非雅利安血统的公职人员，在这一年中，有超过20位美术馆的馆长和策展人被解雇，他们都是为德国国家美术机构工作的资深人士。

　　艺术家都被强制要求加入到各种组织之中，任何“不良分子”都会被从学院的教育岗位和官方组织的编制中开除，无论艺术家的政治态度如何，无论是抽象派、立体派、表现派，超现实派以及其他各种现代主义流派艺术都在抨击之列，艺术家诺尔德(Nolde)实际上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早期成员之一，而他的作品也被称之为“堕落的艺术”，威廉?包梅斯特(Willi Baumeister)和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也被剥夺了在市立学校的职位，Dix、Paul Klee和Max Pechstein分别被德累斯顿、杜塞尔多夫和柏林的艺术学院开除，柏林普鲁士学院也失去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艺术家，包括Ernst Barlach、 Rudolf Belling、Dix、Ludwig Gies、Karl Hofer、Kirchner、Oskar Kokoschka、 Kathe Kollwitz、Max Liebermann、Ludwig Mies van der Rohe、Pechstein和Bruno Taut。很多被迫害的艺术家并非犹太人，在《堕落的艺术》展览所包括的112位艺术家中只有6位是犹太人，当时的德国国家美术馆馆长路维希?尤斯帝(Ludwig Justi)和批评家卡尔?爱因斯坦(Carl Einstein)曾经出版了很多关于当时的艺术的书籍或者撰写了很多关于现代艺术的评论文章，而很多被他们介绍过的艺术家还有被前卫艺术杂志Das Kunstblatt (The art paper)、Die Aktion (Action)和Der Sturm (The storm)提到过的艺术家都很容易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抨击目标，实际上卡尔?爱因斯坦(Carl Einstein)的著作《20世纪艺术》成为当时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用来定义谁或者什么类型的作品是“现代艺术”或者“非德国”艺术的指南，据此他们给整个一代的现代主义艺术打上了“非法”的烙印。

　　注：威廉·包梅斯特(Willi Baumeister)1889年生于斯图加特他可能是德国一位最少本国风格而最富有欧洲格调的画家.当德国现代画家都与纯日耳曼的表现派有颇多联系之时在他身上却似乎毫不存在这种影响.

　　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属于德国表现主义新客观派,他以憎恶的眼光看待当时的德国现实，对畸形的、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抱有嘲讽和否定的态度。他把客观现实的事物和主观的想象结合起来，采用象征性的具有个性特征的表现形式。贝克曼笔下的人物也多半是畸形和病态的，那样愤懑、凄怅而又茫然不知所措的面部表情，实在也是作者内心感情的流露。

　而《堕落的艺术》展览仅仅是发生在视觉艺术领域的事情，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更加广泛的文化领域之内，各个领域都受到了比较严格的管制，1933年11月，戈培尔成立了管辖电影、音乐、电台广播、新闻、戏剧、写作还有经典艺术的机构——德意志帝国议院(Reich chambers)，每一个议院都下辖于戈培尔的七个分工更加细化的部门之中，例如德意志视觉艺术议院就被分为以下几个部门：管理、新闻与宣传、建筑与园林建筑以及内部设计、绘画雕塑和摄影艺术、商业插图设计、艺术家与手工业者协会、艺术出版销售和拍卖。

　　纳粹统治者通过舆论和规章制度对文化艺术领域进行了有效而细致的掌控，政府出台了很多规章制度来区分什么样的艺术以及谁能够被接受或者是“不良分子”，被排斥在外的人几乎就等同于永久性的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工作的机会，

　　《伟大的德国艺术(Grosse Deutsche Kunstaussiellung)》和《堕落的艺术(Entartete Kunst)这两个展览并不是单独发生的偶然事件，将政治与美学结合的事情层出不穷，而Entartete这个词本来是一个生物学用词，意为“蜕变”或者“衰落”，用来形容植物或者动物已经变异为不属于原来形态其他物体，而在此则被用来指称那些被纳粹所不能接受的艺术作品。

　　能够出现1937年的状况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前的很长的德国文化史。1871年这一年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首先“德意志帝国”逐渐成型，同时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著作《人类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出版，这本书后来被用来为德国的种族主义提供辩护。作为一个统一的德国，强烈的爱国主义也助涨了他们作为雅利安人的种族优越感，在20世纪早期的很多欧洲著作中都宣扬了这样的理论：金发碧眼的日耳曼英雄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化身，其中包括Count Gobineau、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Hans Günther和Alfred Rosenberg

　　戈比诺(Count Gobineau) 1853 年发表了四卷本的《人类种族不平等论》

　　豪斯顿·斯蒂华·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早期纳粹思想家，积极鼓吹“雅利安人种”理论。

　　汉斯·均特尔(Hans Günther)，1935年出版《日耳曼种族人类学》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1893年-1946年德国首席“哲学家”，他在《20世纪的神话》一书中阐释了纳粹主义学说。

　在1910年至1920年的10年间，种族主义观念在中产阶级中变得非常普遍，在上世纪20年代，有些理论家开始讨论种族在艺术创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试图证明艺术作品的类型是由创作者的种族所决定的，但是在德国的这一段历史时期中，还能看到在30年代可能被抨击为“堕落”的现代艺术、文学、电影和音乐。德国现代艺术的星期和活跃是由发生在柏林、德累斯顿和慕尼黑的一系列事件促成的，像“桥社”和“青骑士”团体的出现、艺术家纷纷投稿的重要期刊等等，而德国艺术家和作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描述也奠定了德国表现主义的基调和特点，有些艺术家和作家例如“桥社”也描述了很多他们从人种博物馆(Dresden Volkerkunde-Museum)接触到的像非洲木雕和墙饰以及海洋国家人民的生活这样的异国情调的内容。

　　而一些“荒唐怪诞”的艺术也为像包尔(Hugo Ball)，Alfred D?blin和Wieland Herzfelde这样的诗人和作家提供了创作的灵感，随着一战的发展，很多德国的前卫艺术开始变得与社会大众越来越格格不入，普通的德国民众在战争期间大量接触并能够接受国家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德国在一战经历了战败的耻辱并且要承受巨额的战争赔款，这给德国摇摇欲坠的经济雪上加霜。像表现主义、立体主义、达达主义等等艺术创作的思潮经常被这个已经士气低沉的国家认为是精英、知识分子以及外国人的东西，也经常将之与崩溃的经济相联系，他们认为自己战败是因为犹太人以及共产主义的国际阴谋造成的。很多前卫艺术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继续参与社会主义运动，并且通过他们的艺术作品来让大众知道他们的观点，而这些更加抽象的艺术运动具有的国际性还有政治斗争的逐步激烈，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激进好斗的国家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可见的抨击对象，甚至是已经进入主流文化的包豪斯以及开始不断展出前卫艺术的德国国家美术馆也不能幸免。

　　诗人包尔(Hugo Ball) 1916年在瑞士苏黎世开了一家有歌舞表演的伏尔泰(Voltaire)咖啡馆作为年青的独立诗人/ 画家和音乐家的聚会地以后，达达(Dada)运动自动发展成为一个文学运动。

　　艾弗烈?德布林(Alfred D?blin，1878—1957)，德国小说家和短论作家。曾在柏林大学和弗赖堡大学习医，专长是精神病学。

　　赫兹非德( Wieland Herzfelde)，用了类似达达的手段，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们的革命立场，并反对现政府。他利用邮递员职务之便，销毁来自战场的信件，希望以此来激怒与前线失去联系的民众对现政府的愤怒。

　　伴随着重要的艺术创作形式的发展，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例如Max Nordau1892年的著作《Entartung (Degeneration)》就再次受到了人们的追捧，Max Nordau(1849-1923)是一位犹太人，也是一位社会批评家，在他的这部著作中抨击了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s)、象征主义(Symbolism)、易卜生(Henrik Ibsen)、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等人以证明传统德国文化的优越性，1895年，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写了一篇犀利而又精彩的评论来批评Nordau的著作，也在国际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但很不幸的是这些评论在纳粹哲学家那里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Entartung》以及其他的种族主义著作基本都持有这样一个观点：19世纪的现实主义绘画创作代表了真正的雅利安艺术的悠久传统，而这样的观点获得国会多数人支持之前，很多对现代艺术不满的理论家以及言论家就已经在不断的发表自己的意见，以让公众知道“好的德国艺术(good German art)”如今正在不断的被堕落的(degenerates)、犹太人的还有其他各种潜在的影响所侵蚀，前卫艺术家被认为等同于神经病，和犹太人属于同一种类。德国的一些精神病学研究认为犹太人天生就是退化堕落的人，而且犹太人更容易受到疯狂行为的感染和影响。关于“堕落”与“健康”的分类最早出现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成为了评论“前卫艺术”与“传统艺术”的标准。

　　在德国的美术馆中对前卫艺术进行抵制的浪潮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以德国艺术委员会(Deutsche Kunstgesellschaft)的成立为标志，这个机构的宗旨是“以共同的行动发对堕落的艺术”，他们也致力于宣传“纯粹德国人的以及反映德国人精神的艺术”，他们冲击了有贝克曼、格罗兹参加以及其他有“布尔什维克主义艺术”的展览，1927年，德国纳粹文化政策的缔造者阿尔弗雷德?卢森堡(Alfred Rosenberg)成立了德国文化战斗联盟(Combat league for German culture)，他的目标和德国艺术委员会一样，这是一个地下组织，但是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迅猛发展，他们开始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一起开始公开活动。1930年，阿尔弗雷德?卢森堡写了一篇名为《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 evaluation of the spiritual-intellectual confrontations of our age》的文章，文章中他公开指责表现主义和其他现代艺术形式“创造力已经枯竭，因为这些作品开始指向自我，并且在意识形态和艺术手法上倾向于国外的标准(foreign standard)从而不再被人们的生活所需要。”

　　1929年，德国图林根州推举纳粹党成员Wilhelm Frick作为德国国会议员，并成为内政部长，他的上台为我们预示了纳粹获得权力之后将会做些什么：他更换了大部分部门的领导人、实行新的文化政策、他甚至鼓励去开除瓦尔特?格罗皮乌斯 (Walter Gropius 1883-1969)以及所有的在魏玛包豪斯学校的29位老师，那里是Wilhelm Frick的管辖范围。

　　Frick任命了一位建筑师和种族主义理论家Paul Schultze-Naumburg来接替格罗皮乌斯的位置，1925年Schultze-Naumburg就已经发表文章《建筑ABC(Das ABC des Bauens)》抨击包豪斯，1928年他写了《艺术与种族(Kunst and Rasse)》，这本书对于纳粹反对现代主义的计划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也增加了Nordau著作的影响力，Schultze-Naumburg将一些现代艺术作品与一些畸形人或者得病的人的照片放到一起，例如莫迪里阿尼、施密特?罗特卢夫(Karl Schmidt-Rottluff，1884—1976)、迪克斯(Dix)的作品。Frick尤其与表现主义艺术家势同水火，他认为这些艺术代表了德国现代文化中劣等人的状态。
　海德尔堡成为了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创作的作品的中心，他们将研究这些病人的作品作为打开研究精神疾患原因的一个途径，1922年，精神病专家Hans Prinzhorn发表了他的研究著作《由精神疾患创作的图像(Bildnerei der Geisteskranken)》，他研究了由450名精神病患者创作的5000件作品来证明这些疯狂的艺术作品是具有某些特定的质量的。这项研究的结果所受到的关注已经远远超出了医学领域，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希特勒看到了或者知道这个研究， 但是这项研究传播的如此广泛，所以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希特勒是知道这件事情的，而且我们也不会对Schultze-Naumburg的行为感到吃惊，他将精神病人的作品与前卫艺术家的作品相对比，以此来证明现代艺术的“退化”，从此，以诋毁和谴责为目的的比较研究方法就成为纳粹党政治斗争的主要工具和方法之一，1933年，在埃朗根的《堕落的艺术》展览中，32位艺术家的作品同儿童还有精神疾病患者的作品一同展出，同样的方法被用于《堕落的艺术》巡回展所印制的宣传册上，并跟随着展览走遍了全德国。

　　1934年，有人开始对官方抨击表现主义艺术家尤其是表现主义雕塑家Barlach还有表现主义先驱Nolde的态度产生怀疑，有一些人看到这些艺术其实是真正的德国艺术或者是真正的日耳曼艺术，他们的作品植根于哥特时期。戈培尔最初是站在Barlach和Nolde这边的，事实上他举了很多关于这两位艺术家的例子，他认为这些表现主义艺术的精神状态与“混乱”同纳粹青年的精神状态是一样的，与戈培尔的观点背道而驰的是劳森堡，他一直想创立一种凌驾于所有现代艺术美学并且真正属于德国人民的艺术(v?lkisch)，这两个纳粹的重量级人物在自己的演讲和著作中各自陈述着完全相反的观点，两人有时甚至都不顾及“元首”的观点，1934年，希特勒授予了劳森堡监管高级知识分子思想艺术状态的职责，并且给予了他与戈培尔相等的权力，委以德意志文化议院(Reich chamber of culture)主席之职，两派的激烈斗争愈演愈烈直至需要希特勒的介入平息，1934年9月，在一次纳粹党的集会上，希特勒提到了立体主义、未来主义以及达达主义以及其他对于艺术发展构成潜在威胁的艺术形式，但他还是非常谨慎，没有过分的批评德国的所谓的“退化”的艺术，因此，无论是戈培尔的表现主义还是劳森堡的“德国人民的艺术”都没有收到他们的“福音”，而纳粹提倡的艺术必须绝对的以德国种族传统为基础，从此以后，所有的现代主义创作包括艺术批评都被认为是不合法的。

　　这种纳粹在《堕落的艺术》展览中使用的收集艺术作品以为某种特定的目的服务的做法几乎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或许只有在1917年苏维埃俄国才能找到相似的行为，苏俄用政府强力手段迅速遏制了现代主义艺术的发展，在19世纪晚期的法国，有一个名为Salons des Refuses(salons of refuses)的机构为那些被排除在传统学院之外的艺术提供展览和展示的机会，而德国纳粹却是在展示那些没有被认可的艺术以抨击他们，在那时的德国，不同的声音是没有机会被听到的。

　　而早在1933年，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就为4年后慕尼黑的展览埋下了伏笔，在这一年《德国艺术报告(Deutscber Kunstbericbt)》发表，在戈培尔的裁断之下，他们发表了五点宣言来规定什么样的艺术是被新政府接受的，这个宣言的很多内容是由被排除在前卫艺术主流之外的艺术家制定的，他们曾经觉得被这个艺术圈抛弃了，所以复仇的情绪逐渐蔓延上升，这个宣言为1937年的抵制现代艺术的活动做了准备工作。

　　以下为当时的五点宣言

　　1.一切具有世界性或者苏维埃特质的艺术作品都要从德国的博物馆和收藏家的收藏中剔除，但首先他们必须在公众面前展示，他们可以由此知道藏品的公众反应，然后被烧掉。

　　2.所有的博物馆馆长如果花费公众的资金购买“非德国”的艺术作品将被马上解雇。

　　3.与马克思主义还有布尔什维克主义有关联的艺术家不得再被任用。

　　4.不许再建造像盒子一样的建筑(影射包豪斯建筑)

　　5.一切没有被德国公众认可的雕塑要马上被移除(这一点尤其适合于雕塑家巴拉赫和威尔哈姆·伦布鲁克)

　　对博物馆的冲击

　　在一战爆发之前，德国的博物馆、艺术经纪人、艺术期刊对于欧洲的前卫艺术活动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也是众多现代艺术形式发展的热心推动者。博物馆的馆长和策展人对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都非常感兴趣。1897年，柏林的国家画廊(Nationalgalerie)成为世界上第一家收藏塞尚作品的美术机构，而埃森的Folkwang美术馆也成为最早的高更和梵高作品的收藏者，还有瓦尔顿(Herwarth Walden)的画廊以及《暴风雨(Der Sturm)杂志，都成为印象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还有俄国前卫艺术的忠实拥护者。

　　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任柏林国家画廊馆长的鲍尔?奥特温?拉维(Paul Ortwin Rave)在1949年首次发表文章《第三帝国统治下的艺术(Kunstdiktatur im Dritten Reich)》描述在纳粹统治下的艺术形势， 其中包含了他对《堕落的艺术》展览的亲身体验，从他的文章中能够看到从1919年至1939年德国的美术馆在推动现代艺术发展上的积极性和活力，很多美术馆的馆长像汉诺威的Alexander Doerner ，曼海姆的Gustav Hartlaub和Fritz Wichert，吕贝克的Carl Georg Heise，柏林的Ludwig Justi，汉堡的Alfred Lichtwark，哈根的Karl Ernst Osthaus ，先在Halle后来到汉堡的Max Sauerlandt， Halle的Alois Schardt 等等都是对现代艺术感兴趣的美术馆馆长，他们负责收藏现代艺术作品，而且经常直接从巴拉赫、贝克曼、诺尔德、佩希斯坦因、罗尔夫斯、罗特洛夫等著名艺术家手中收藏他们的作品，而老一辈的德国印象主义艺术家克林特?洛维斯、利伯曼也在收藏之列。他们不仅对当时德国的现代艺术感兴趣，而且对世界上重要的印象派以及后印象派作品感兴趣，塞尚、高更、梵高、马奈、莫奈、雷诺阿、希涅克、康定斯基、马蒂斯、蒙德里安、毕加索也在他们的关注范围之内。

　　他们组织的展览经常进行巡回展览，这对国外的美术馆还有一些德国富裕地区的经纪人是一个重要的信号，1912在德国科隆、1919年在德累斯顿、1928年在杜塞尔多夫和汉诺威举办的重要国际性展览将德国的新艺术介绍给了更多的观众，德国的现代艺术被介绍到佛罗伦萨、伦敦、纽约、巴黎、匹兹堡、斯德哥尔摩，1931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创始人Alfred Barr, Jr,到德国考察准备撰写《现代德国绘画和雕塑(Modern German Painting and Sculpture)》一书时，对德国美术馆的活动印象深刻，因此他特意在目录中列举了德国公共艺术机构的现代艺术收藏政策一项。

　　尽管德国的现代艺术在国外毁誉参半，但是他们却得到了德国国内或公开或私人的各种慷慨支持，美术馆的馆长有勇气也有远见和知识去收藏这些前卫艺术家的作品，而不是在公众开始要求他们这样去做时才着手收藏，很多博物馆在支持艺术家和教育公众方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1939年纽约一家画廊在展出了德国现代艺术作品之后，一位参观者在《纽约世界电讯报》上这样评价道：“我们感到惊愕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德国的美术馆在如此早之前就已经开始收藏那些当时还没有变得声名显赫的艺术家的作品。”

　　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于1936年10月30日在柏林封存了大部分德国现代艺术收藏，紧接着就是关停了夏季奥运会，戈培尔要求德国的画廊关闭现代艺术部分的展厅，从Annegret Janda的散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美术馆的馆长是如何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进行斗争并尽最大的可能去保护那些现代艺术收藏，捍卫一些现代美学观点的尊严，有的甚至还在争取逐渐减少的拨发给现代艺术的资金，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没收公共博物馆的现代艺术作品已经成为有组织的运动之后，希特勒意识到利用大众普遍的对现代艺术的不信任可以推动他反对犹太人、共产主义者以及非雅利安人的政治目标，对前卫的音乐、文学、电影以及视觉艺术的指责降临到这些前卫文化艺术从业者的头上，他们的作品被没收以净化德国的文化，1933年，最早的《堕落的艺术》被组织起来以向公众说明这些堕落的艺术是要从“第三帝国”中清除掉的。

　　很多被没收的作品被集中起来，并向公众宣称他们的钱被浪费在了这些现代的“令人憎恶”的作品上，并且暗指一些犹太艺术经纪人的阴谋团体迫使这些美术馆接受了这些作品，1937年的《堕落的艺术》展览后来席卷整个德国，这一活动被经常拿来界定当地美术馆的藏品，而且这也不是唯一的反对现代艺术的活动，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手下的“德国文化与经济宣传协会(The Institut fur Deutsche Kultur- and Wirtschafts propaganda)”，组织了《伟大的反布尔什维克展览(Grosse antibolschewistische Ausstellung)》，这个展览在纽伦堡展览了20天，然后在其他城市进行了巡回展览，并在1937年至1939年之间精心策划了纳粹党(NSDAP)的展览《游荡的犹太人(Der ewige Jude)》，这个展览先后在慕尼黑、维也纳、柏林、不莱梅、德累斯顿还有马格德堡等地巡回展出。

　　曼海姆美术馆：典型范例

　　在1909年至1923年之间，曼海姆美术馆的馆长Fritz Wichert收藏了一些法国还有德国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艺术家的重要作品，其中包括亚历山大?阿契本科(Alexander Archipenko)、贝克曼、科林特(Corinth)、凯尔希纳(Kirchner)的作品，还有由Lehmbruck 和Ernesto de Fiori捐赠的利伯曼的作品成为该馆雕塑收藏的核心。

　　Wichert的继任者Gustav Hartlaub在1923年至1934年间一直担任该馆馆长直到他被强迫辞去职务，在他任职期间，他策划了众多表现主义艺术以及其他现代艺术形式的展览，大量的收藏使曼海姆美术馆成为德国现代艺术的中心，曼海姆美术馆成为想了解德国当时艺术状况的人必去的美术馆。而对现代艺术无比狂热的Hartlaub组织的展览囊括了野兽派、桥社、青骑士、新现实主义等等德国的和非德国的前卫艺术。

　　早在上世纪20年代，美术馆就已经能够感觉到展览审查的存在，1925年，当Hartlaub的展览《新现实主义(Neue Sachlichkeit)》巡回到开姆尼斯Kunsthütt美术馆时，馆长Schreiber Wiegand就要求他对展览目录进行必要的改动。Hartlaub妥协了以便能使展览顺利的举办，但是在上世纪30年代他个人的权限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束缚，到他担任Mannheim美术馆馆长的最后一年，公众对他的收藏的质疑成为了这一年的主要内容，1934年，Hartlaub成为了第一个被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解雇的美术馆馆长，很多其他的美术馆馆长也未能幸免，汉堡美术馆的für Kunst，开姆尼兹的Gewerbei Schreiber- iegand，法兰克福的Swarzenski也在被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解雇之列。

　　1937年的7月8日和8月28日，曼海姆美术馆两次迎来了受雇于戈培尔的没收德国博物馆“堕落”艺术的特别委员会，曼海姆美术馆成为了他们收获最多的美术馆之一，在这里他们没收了超过600件非德国艺术家包括夏加尔、德朗、蒙克以及德国艺术家贝克曼、科林特(Corinth)、利伯曼、诺尔德、Schlemmer的作品，这些被没收的作品大部分都散失了，只有很少一部分再次回到了曼海姆美术馆，但是其他的都分散到了其他的公共或者私人收藏之中。
　1937年的《伟大的德国艺术》展览

　　1933年10月15日，在House of German Art(Haus der Deutschen Kunst)的落成典礼上，希特勒在演讲中说道，：他正在打造这座新的纪念艺术女神的神庙，而建筑的设计者Paul Troost从一开始就宣称这座建筑是新的德国艺术的代表性建筑，由于这座建筑昂贵的材料以及纪念碑式的体量，它吸引了众多的关注。希特勒认为这是一座足以在德国艺术遗产中留下浓重一笔的新建筑，在这次演讲中，希特勒也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将给人们4年的时间来决定是否接受新政府的新文化政策。

　　1937年是最为压抑也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抨击现代艺术最为疯狂的一年，希特勒明显赞同Troost的House of German Art应该展示“当代”的德国艺术的想法，实际上，他想通过一个经过“核准”的德国艺术的展览来推动新政府的文化政策，为了寻找到新的艺术来充实这座新的建筑，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发起了一场由Adolf Ziegler主持的竞赛，这个竞赛向全部的德国艺术家开放，大约有15000件作品提交了上来，但是展览的组织者并没有得到明确的标准以判断什么样的作品才能被放入展览之中，戈培尔和希特勒也亲自参加了展览作品的筛选，戈培尔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雕塑看起来还不错，但是绘画却是一场噩梦，他们居然挂上了让人感到战栗的作品，“元首”对此大发雷霆。”，希特勒把一些他之前剔除掉的艺术家加入到了展览中，然后又将已经被允许参加展览的几个艺术家从名单中删除，他讨厌那些“没有完成的作品”，后来他的这一观点成为了筛选参展艺术作品的标准，最后，终于有大概900件作品筛选出来以参加下一轮的最终筛选。

　　7月18日，希特勒出席了《伟大的德国艺术(Grosse Deutsche Kunstausstellung)》展览的开幕，展览举行了盛大的庆典仪式，最终有600多件绘画和雕塑作品被筛选出来证明第三帝国统治下的德国艺术的伟大胜利，希特勒宣称：“从现在开始，我们将开始一场反对仍然残留在社会上的堕落艺术的无情战争，那些仍然相信自己有着高高在上的血统的艺术家你们有四年的时间证明自己，这四年时间对我们也非常充裕，我们可以在此期间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那些喋喋不休的、半吊子的、虚伪的艺术将被清理出来并被消灭，那些石器时代的野蛮人还有艺术家可以回到他们祖先的石洞里去，在那里他们可以继续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在石洞上涂抹。”

　　House of German Art在1937年至1944年期间每年都会举办年度性的展览，而《伟大的德国艺术》是这八年中的第一个展览，纳粹试图通过这些展览来呈现最好的德国艺术创作，而类似的展览之前是在慕尼黑的玻璃宫殿(Glass palace)举行，玻璃宫殿在1931年被焚毁，在德国的几个城市之间有这样一个传统：他们之间每年都会展开公开的竞赛性质的展览，展出当地艺术家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都是出售的，他们的作品具有明显保守的和传统的艺术特点，而且他们有稳定支持者，而《伟大的德国艺术》展览则与此不同，它规模更大，也没有太多的地域限制，而且获得了政府的积极赞助，

　　从照片和电影片段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展览以作品类型进行分类，例如风景、肖像、裸体作品、军事题材作品等等，通过这种传统的方式，这些作品可以被买卖，而销售的机会也平等的赋予了每一个人，这也许是一些艺术家唯一能够卖出自己作品的途径，因此有些艺术家也就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文化政策的拥护者，因为没有他们的许可这些艺术家实际上是没有机会在德国卖出自己的作品的，很多作品被买来装饰公共建筑或者办公室，其中有些购买者是纳粹党的中坚分子，他们购买作品来装饰他们的官方建筑。

　　而每次的展览开幕时，都会有盛大的精心准备的盛装游行以此来纪念“德国艺术日(German art day)”，参与者都穿着节日盛装，空中漂浮着由著名的艺术作品的做成的模型，开幕式都会吸引来自各地的大约40万到80万的参观者，在1937年希特勒的演讲中提到：“四年前在为House of German Art奠基时我们都知道我们不仅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园，也要建立新的德国艺术，我们必须努力去重振德国文化的活力”。1937年的庆典也紧紧围绕着“两千年的德国文化”这一主题，成千上万的参观者可以看到由3000人还有400种动物组成的壮观的游行队伍，还有上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紧随其后，走过慕尼黑的街道，以最大程度的营造震撼的氛围，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官方报纸Volkischer Beobachter也以溢美之词赞扬了这次游行“今天我们坐在广场上见证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

　　在《伟大的德国艺术》展览中，纳粹想通过推动普通的艺术形式作为主流，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将抹去任何的现代主义的痕迹，表现主义、达达主义、新现实主义，未来主义还有立体主义这些从1910年就已经遍布美术馆、画廊、杂志、报纸的艺术形式都将不复存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想重新书写德国的艺术史，抹去在现代艺术史中众所周知的前卫艺术形式。

　　而在雕塑领域，情况则略有不同，纳粹的筛选原则很难遵循，而艺术家的动机也很难去判断，雕塑家们发现他们的一部分作品被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所认可，而一部分作品却被划分到“堕落的艺术”之中，一个艺术家的作品被漫不经心的同时放到《伟大的德国艺术》展览和《堕落的艺术》展览之中，Belling的作品Max Schmeling在House of German Art展出的同时，他的另外一件作品Dreiklang (Triad)和Kopf (Head)却在隔壁的“堕落的艺术”中出现，Georg Kolbe和Gerhard Marcks早期的表现主义作品被从德国的美术馆中没收，但是他“当代”的艺术作品却被纳粹的中间分子所收藏，而且他们继续公开工作，虽然Marcks的两件作品被放在了《堕落的艺术》展览之中。即使像德国纳粹的雕塑家Arno Breker也发现他的一件早期作品被没收，马约尔和罗丹在纳粹掌权之前有一大帮追随者，而在希特勒的统治下他们依然颇受欣赏。

　　反对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运动

　　1937年6月30日，戈培尔授权给Ziegler和一个五人委员会以自由参观所有德国重要美术馆的权力，然后由他们来挑选参加《堕落的艺术》展览的作品与《伟大的德国艺术》同时展出。

　　“在元首的明确授权之下，我授权Ziegler来选择和判断参加自1910年以后的德国堕落的艺术展览的作品，包括绘画和雕塑，范围包括德国的国家收藏、以及独立的地区和本地社团。你们必须在Ziegler检查和选择作品时给予全力帮助。”

　　——戈培尔

　　这个官方的指令要求去界定那些侮辱德国人感情、破坏和搞乱自然形态、缺乏必要的艺术技能的艺术作品，将这些堕落的艺术和《伟大的德国艺术》一起展览就可以显示出官方艺术至于堕落的艺术的胜利，这次展览的野心远远比1923年之前的那些小打小闹的展览要大。Ziegler授权的小组每个人都很能“胜任“这份工作，其中Count Klaus von Baudissin为纳粹党卫军官员，在他担任埃森Folkwang美术馆的馆长期间，他已经将美术馆变成了反对现代艺术的典范，Wolfgang Willrich，《净化艺术的殿堂(S?uberung des Kunsttempels)》作者，这本小册子在《堕落的艺术》展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成为寻找堕落的艺术的指南。委员会另外的成员为艺术设计专员(commissioner for artistic design)Hans Schweitzer、艺术理论家Robert Scholz、艺术教师兼辩论家Walter Hansen。

　　根据这些“胡言乱语”，在七月的前几个周内，有来自28个城市的32座博物馆的大约700件作品被送到慕尼黑，各大城市的博物馆的现代主义作品被清除出来，以曼海姆的Kunsthalle美术馆为例，他们挑选了18件绘画、5件雕塑、35件其他图画作品立即运送到慕尼黑。

　　这个委员会在夏季几乎走遍了所有的美术馆，挑选另外的参展作品，所以总共有大约16000件绘画、雕塑和其他艺术作品被没收并运到柏林等候最后的处置，这个委员会逾越了他们的权限，他们没收了很多1910年之前的艺术作品，其中也包括很多非德国艺术家的作品，这样的掠夺一直持续到1938年，一项法令的颁布使得这一切都合法化了，这项法令强调那些由美术馆所有的或者公开向公众展示的堕落的艺术作品可以被国家无偿的挪用而不需要支付赔偿金。

　　那些没有被包括在《堕落的艺术》展览中的艺术作品还有在第二轮的筛选中没有被选中的艺术作品都被保存在了柏林K?penicker Strasse的一座仓库之中，在那里他们被编辑造册，其中具有“国际价值”的艺术作品被送到了另外的一个在Schloss Niedersch?nhausen的仓库，他们可以被卖到国外以获得巨额资金。戈培尔创立了另外一个委员会来处理没收的艺术作品，他们来决定哪些作品可以出售以及以什么价格出售以赚取外汇，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Ziegler 、Schweitzer和Scholz，另外还有Franz Hofmann 、Carl Meder、 Karl Haberstock和 Max Taeuber。

　　堕落的艺术

　　1937年7月19日，Ziegler在《伟大的德国艺术》展览的对面举办了《堕落的艺术》展览，这是一栋原先是考古研究所的建筑，这些展厅被清空了，临时分割成很多空间，而展览的作品就凌乱的悬挂在这些空间之中，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如果一个人知道这些作品是被没收之后运送到慕尼黑并且只展出不到两个星期时都会这么去做的。在这些展览的作品中，有些画作的外框已经被取掉，而且被很不清晰的归类到一些主题之中，这还是表现主义艺术作品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展览。第一个展厅的作品被以宗教、犹太艺术、对妇女的歧视来进行分类，其他的艺术作品则是共同的综合主题，但是这些艺术作品都是被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所讨厌的艺术品，其中包括抽象主义、反军国主义的作品，另外还有那些看起来像是由精神疾病患者创作的作品。在很多作品的展墙下方贴粘着手写的标签，上面标注着这件作品原来被美术馆收藏时的价格，其实，战后德国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这些价格的数字被严重的夸大了，在1920年1美元可以兑换4.2亿马克，而这些却没有被标注出来。

　　作品的价格和被处罚的批评家和美术馆馆长的言论以及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党成员的处罚声明被杂乱的写在墙上，因为参加展览的作品都是从公共收藏中没收而来，所以这个展览的目的不仅仅是指责那些艺术家，同时他们也将抨击的矛头指向了参与收藏这些作品的机构、馆长、策展人、以及艺术经纪人。

　　《堕落的艺术》展览虽然在9月底就已经结束，但是展览所引起的巨大反响使得展览被延续到了11月底，展览也被安排成了在德国其他城市也要展出的巡回展览，而柏林成为巡展的第一站，而各个Gaus(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将德国分成了很多名为Gaus的行政区划以方便管理)的领导者都想能够争取到机会来展出这个展览，但是只有最重要的地区才会获得这样的机会，在1941年4月期间，各种不同结构形式的《堕落的艺术》展览总共在13个德国还有奥地利的城市中展出，在慕尼黑的展览闭幕后不久，Zieglers任命Hartmut Pistauer为展览的协调人，他主要负责每次的展览场地安排，监督展览的布置，在展览开幕时代表宣传部(Ministry of propaganda)接待参观展览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重要人物。

　　当《堕落的艺术》展览在慕尼黑开幕时还没有宣传册出现，而在展览即将结束的11月，一本32页的宣传册已经印制出来提供给参观者，这本展览指南概述了这次展览的目的以及希特勒抨击这些艺术及其创作者的演讲片段，那些曾经出现在慕尼黑展览墙壁上的语录也出现在了小册子上，Schultze-Naumburg的展示方法也在此发扬光大，由经神经病患者创作的作品同Rudolf Haizmann、Eugen Hoffmann、Klee和Kokoschka的作品并置在一起，并配以这样的说明：“在上面的几张作品中哪张是由精神病院的疯子创作的?”虽然小册子中出现的作品并没有全部出现在《堕落的艺术》的展览中，但是创作这些作品的艺术家却全部包含在这个展览之中，小册子的封面是一件名为Der neue Mensch (The new man)的作品(这件由犹太艺术家Otto Freundlich创作的著名的作品后来被破坏了)，封面上的Entartete “Kunst”的字样使得图片的一部分模糊掉了，通过将“Kunst”一词印得好像用红色的粉笔胡乱涂写的样子，这样的传达方式已经明显表明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样的材料本身就是堕落的，因此他们更不会认为这是艺术。

　　一个不可避免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堕落的艺术》展览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要去攻击、宣传并且传播它?至少一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纳粹仅仅是没收了这些作品然后再销毁，那仅仅是增加了一些文化殉道者而已，而通过举办《堕落的艺术》展览，他们可以告诉那些曾经认为现代艺术是难懂的而且是精英文化的德国大众以及现代主义者，不仅仅是那些出现在展览中的作品而是这一类型的艺术将不再被德国所容忍，另外通过熟练的政治操作使得这一行为成为像是被德国大众授权去做的行为。

　　而一个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文化审查中出现的问题是，不管他们如何去提供严密的论证以区分健康和堕落的艺术，也不论他们如何努力去消除后者在德国公众中的痕迹，这些反对现代主义艺术包括文化、音乐、电影的行为都招来了非常多的质疑和抵触。但很不幸的是，那些曾经具有辉煌成就的兴起于20世纪初的德国现代主义艺术还是在1937年暂时停下了他们的脚步。艺术家、作家、导演、诗人、音乐家、批评家还有各个学科中的精英人士都被迫采取极端行为，有的移居国外，有的选择沉默，很多被没收的艺术作品被毁坏或者从此消失在公众视野之中，很多杰出的德国艺术家的创作灵感被打断，但是那些幸存下来的艺术作品、文献以及记忆可以让我们重建并且相信德国的现代艺术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