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徐达明

徐达明作品欣赏

从幼时开始，我总羡慕那些通过结交达到较深感情的诚挚友情。特别是我祖余哥和陈华生的友情当时成为我的一种榜样。

我祖余哥是西成舅舅的儿子，他比我大6岁，读书高4级。他在读小学高年级和初中时有一个比较要好的同学叫陈华生，是林家村人。由于林家村是一个山村，在汤渡学校南边大约有7-8里地。碰上下雨、下雪天，他总是应邀来到求志堂并住在我祖余哥哥家。他那时还带来了山里孩子代替雨鞋的高跷，走给我们看，使我们长了不少见识。他的到来，不但给求志堂带来了欢乐，而且后来也发展了大人们及其它孩子之间的感情。初中毕业后我祖余哥上了鼎蜀中学读高中，他上南京读农林方面的中专，可惜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初期溺水而亡。

我读初中来到了离家6里地的鼎蜀中学，在同班的同学中寻找诚挚的友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认识和了解后，我发现一个蜀山的同学叫徐达明的，比较理想。

那时的徐达明，许多地方似乎和我差不多：瘦瘦的不很高的个子，白皙的脸，平时言语不多，特别是不喜欢夸夸其谈和张扬的个性，喜欢朴实，崇尚自然，差不多的个性和相通的语言使我们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我们平时总在一起攀谈，觉得很谈得来。记得是一年学校放忙假，农村来的同学都回去了，是居民户口又寄宿的同学不多，当时的宿舍里冷冷清清的，没有几个人。在城学生的支农地点安排在蜀山周围，家住蜀山的徐达明便邀请我住到他家去。我当时颇拿不定主意：我的堂兄秦建明住在宿舍，他要我不要离开；我从小受到的教育：要“知趣”，不能打扰别人……这些都阻止着我去；但是，徐达明一再坚邀，吃过晚饭很晚了他都没有离开，我送他回家在教室外面他不走，两人站在那里述说着，我坚持着不去的理由，显得有些苍白；不善言辞的他在继续做我的工作，打消我的顾虑。最后，出于对友谊和新环境的渴望，我终于跟徐达明来到了他那位于蜀山南街120号的老宅。

蜀山和鼎山、汤渡三个三足鼎立的小镇组成了鼎蜀镇。它在鼎山的东面（汤渡在鼎山的南面），因镇上有一座独立的小山而得名。相传此山原名独山，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曾隐居在此，他见山思蜀想家，说“此山似蜀”，故改名“蜀山”。现山下仍有“东坡书院”、“东坡买田处”保存得较为完好，以供后人凭吊和纪念。东坡书院东有一只三姑夫人庙，又称娘娘庙。据传说，三国的孙权一天游猎于太湖边，突然遇到湖匪伏击，在危急时得到了蜀山近村三姐妹的营救。孙权得救了，三姑娘却因湖匪报复被逼自尽。后人为纪念三姑娘的贞烈，遂兴建娘娘庙。每年的八月初一至初八是庙会之期，附近的善男信女都来进香，以纪念三姑娘的忠烈。庙内有戏楼，雕刻着各种人物、花鸟。

蜀山以大桥为中心，分出四条街，即南街、北街、西街、北厂街。蜀山石拱大桥建于光绪七年，桥堍各有石刻对联一副。南联为：“不霁何虹天倩涡皇来补石，此山似蜀人思坡老为题桥”；北联为：“浙湖通要道一弓长抱蜀山青，宣歙溯水源两岸静涵荆水绿”。四条街中，我觉得以南街最有特点。街不过四五尺宽，地面是石板路，两旁是两层的楼房，楼上以住宿为主，楼下大都是店铺：茶馆、中药铺、南货店……一应俱全。还有一些家庭作坊形式的制作紫砂的工场，全国，不，全世界著名的紫砂陶就出自这里，这儿是宜兴紫砂的发祥地。蜀山南街还有一个特色：它直行数十米，一个直角转弯；再数米，再一个直角转弯……进了蜀山南街，似乎进了一个迷宫，曲曲弯弯，你不走到跟前，你就不知道那里是什么；间或两旁的楼上晾了衣裳，竹竿从这边楼上架到那边楼上，衣服垂挂在窄窄的街道上空，仿佛是舞台上悬挂的帷幔。这蜀南街一面的房子从蜀山上延伸下来，另一面的房子又挨着荆溪河，它仿佛在同时吸收着山和水的灵气，“智者乐山，仁者乐水”，它似乎既是“智者”，又是“仁者”。

徐达明家的老宅一面临着曲曲弯弯的蜀南街，一面就临着荆溪河。

达明家是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他的祖父常年在无锡，宜兴紫砂工艺厂在无锡火车站开了一家门市部，他祖父就一直在门市部工作，直到退休；他的祖母当时似乎是在家负责家务，是退休了还是一直是个家庭妇女，不得而知；他的父亲叫徐汉棠，我当时感觉他和我的父亲差不多：人实在，不大开口说话，待人真诚，待子女充满爱心。他的工作除了做紫砂茶壶外就是做其他陶艺作品，我那时在他父亲的工作台上不时看到用陶土做的小小的亭子、船、人物，还有形态各异的微型花盆，只是感觉很美，很好玩，我那时是绝对想不到他父亲几十年后竟成为我国紫砂界少有的几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之一。达明的母亲叫王定梅，是位很典型的陶瓷女性，她一方面料理家务、抚养孩子，一方面还要从事陶瓷生产，她做的茶壶后来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后来我听说一件事：在美国旧金山的亚洲艺术馆有位研究员、紫砂研究专家谢瑞华女士，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收到了一套紫砂掌上小茶壶，她觉得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她很想知道是谁做的，但壶上只有“定梅”一颗小印，再没有其他线索。她便专程来到丁山，到紫砂厂寻找作者。她到了紫砂一厂，了解到是有一个叫王定梅，是徐汉棠的妻子，都是他们工厂几十年的老职工了。这茶壶制作得如此精巧，会不会是徐汉棠做的，盖他妻子的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发生的事）？她带着疑问又来到了徐汉棠和妻子当时在的紫砂二厂。来到车间，她一眼就看到达明的妈妈正在做着和她收藏一样的掌上小茶壶！谜底终于揭开了。我那时住在达明家虽然只有10多天，而隔了10多年后他母亲一见我，马上能叫上我的名字：“秦乐明啊？秦乐明来了。”可惜她积劳成疾，前些年中风了，最近好一些，前些日子我去她还认得我。

达明的弟弟叫维明，他后来成了我弟旭明的同班同学，由于我和达明要好，他俩后来也比较要好，接触比较多；达明的妹妹叫雪卷，当时都较小，现在都成了做茶壶的工艺师。听达明说，他还有多个伯伯、叔叔，都生活得很好。伯伯泽棠，在无锡工作，生了个双胞胎儿子，一个叫“阿二”的，当时就生活在他们一起。他另两个叔叔我后来也相当熟悉：大叔秀棠，也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他的紫砂雕塑，不但形态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而且大多有“来头”，有的还有饶有趣味的故事情节，象“萧翼赚兰亭”、“雪舟学画”等，体现了较深厚的文化底蕴。秀棠的行书在当地也是首屈一指的，我结婚时在黄泥湾的老宅的家堂壁上就是秀棠画的一幅中堂画和一付对联。达明的小叔可棠和婶婶陈小仙是我后来在陶瓷中学当教师时的同事，而且相处关系也相当不错。当时我结婚，进口手表比较紧张，可棠就托在无锡商业局当副局长的泽棠为“新娘子”买了一块英纳格表。达明和我的“渊远”关系还不止这些，至少还有一件，那就是我的迟嫁的小姨娘周巧珍找了一个对象，叫徐锡盘，一问，竟是达明的堂房兄弟。

那年的那个忙假我在达明家吃住了10多天，和达明做到了真正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和他们一家一起吃饭，和达明一床睡在后门一上楼的一个小房间里。记得我离开他家那天，还专门吃了一顿过年才有吃的团子。

忙假完后，达明还专门到汤渡来玩了一趟，此后的往来还有多次。我当时感觉大家都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友情。比如说他到汤渡来玩，临走时会觉得依依不舍，他走我会一直送他，送到后来会一直目送他离去，一直到看不见才回头；他也是这样，我有时到他那儿去玩，告别时叫他不要送了，他还要送；到后来一再坚持，他终于不送了，站在那里目送。我叫他回就是不回，我只能快走，走过去很远的路了，回头望望，他还远远的站在那里。我只能再快些走，他到底什么时候回去的我无从知道。我一直对这一段少年纯真的友情感到难以忘怀。

在一起久了，有时也难免起矛盾，但很快就和好了。由于孩子气而闹矛盾，也由于大家对友谊的珍惜而主动交心、谈心，很快地和好了，而且感觉友谊更进了一步。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我们俩理所当然的参加了同一个组织。大串联开始了，我们又一起成立了一个“韶山红卫兵”，和另外5个同伴一起徒步向上海进发。第一天中午，我们到了宜兴，从当时的接待站——宜兴北门的党校吃过中饭出来，碰上了另一队同学。只见有一个叫周国华的同学昂着头走在第一个，他从我们旁边走过，装着没有见着我们。周也是汤渡人，我小学里就是同学。我本来心里就对他有些看法，但平时看到徐达明也和他比较要好，便没说出来。这次看他如此得意，大家的气便不打一处来，便纷纷说他，连徐达明也说了。我当时可能是比其他人更气愤，便说徐达明：“这样的一个人，你还和他这么要好！”不料徐达明反唇相讥：“是你说他好我才和他好的。”也许是徐达明曲解我的意思了，我可从来没说过周的好话！我当时气极了，便开始不理睬徐达明。那天一下午游宜兴城，走长桥，逛文化馆、公园路，我一直郁郁寡欢。大家都知道我不高兴，也一再引我高兴。我便乘机向一起的鲍同坤提出要求，借他半斤粮票。鲍把粮票给我后我就立即还给了徐达明。吃中饭时由于我带的是5斤的大粮票，徐达明便抢着帮我付了。我现在立即还他，似乎有绝交的意思。他不肯收，我坚持要给，当时我俩都哭了，同伴们劝着，我还是坚持把粮票给了徐达明。此后的几天，我一直和其他人说话，不和徐达明说话。大约过了五六天，我们到了昆山，晚上我上厕所，一会他也去了，我们照例坚持着不说话。我先离开，他还在。我见无人，又回头等他。他出来，我叫住了他，要和他谈谈，他站住了。我说：“周国华在小学里我们就不是很要好，我怎么会说他好？我只是看你和他好，不忍心说他不好。”达明说：“可能是我搞错了。”我也作了自我批评。俩人很快就又重归于好了。那次串联，同伴们钱都带得不多，张阿平只带了2元钱，到常州问他姐姐要了5元钱；我带的最多，有20多元。后来达明带的钱不够了，我马上借给他5元，他到家就立即还我了。

我们的国家进入了动乱的年月，我们的学习基本上停下来了，我们的友谊也经受着时间和各种变化因素的考验。

先是“停课闹革命”，大家不常见面，接着68届在69年就开始“下放”，大家变得人人自危起来。我先是听说被安排在家边的周墅公社周家大队，后又听说被一位当“官”的女儿调了包，我又被安排到张泽公社的南淮大队。我父亲正好出差在外，我便和我母亲连夜跑知青安置办公室。知青安置办公室的同志接待了我们，他一方面感觉到我确实瘦弱需要照顾，同时“调包”的事又说不出口，便一再动员我是否“缓放”。那晚回来的路上我伤心地哭了一场，我妈不知所措地安慰了我，在跃进桥下来到红卫厂的路上，在暮色中，家里两个弟弟还呆在家中。

达明如期下放了，听说也是到张泽，他也很瘦弱，比我好不了多少。后来，听说他家也动了不少脑筋，做了许多工作：想办法调到靠家近一些的大队，让他到苏州瓷厂干活，想办法去学木匠……可怜天下父母心！

那时我缓放在家，听说达明在川埠部队做木工，我便步行10余里专程去看他，我堂兄秦建明也在他一起。后来，我也下放了，接触的机会就更少了。他先在部队做了数年的木工，又到丁山化机厂“亦工亦农”做木工，又和我表兄刘德余在一起，一直到上放。

不知不觉，大家都到了婚嫁的年龄。我当时虽然在教书，由于户口在农村，不敢言“大事”。达明的运气和条件都比我好，他户口所在的蜀山大队的书记有一个妹妹，叫王秀芳，不但模样长得较好，而且是个在紫砂厂做茶壶的工人，他们看中了徐达明。达明当时还是农民，而且还不知道能不能上放，什么时候上放，你说他运气好不好？当然，他们不但看中了达明家中和紫砂的渊远关系，更是看中了小伙子的聪明和秀气。

那时达明家已第一次搬家，搬到了原住地的西南方向约100米的地方，而达明的新房则另租了蜀山河边的一幢老房子，在原住房的西面。我去过几次，见他们丈夫做木工，妻子做紫砂，倒也其乐融融。一次，达明告诉我，秀芳做茶壶想多做一些开开夜工，要达明晚上去帮她做茶壶。那时做茶壶只得一个基本工资，每天1元钱左右，而达明做木工一个工至少是1、98元，有时做包工还要多一些。达明说，我去帮她还不如自己多加一个班。真是世事难料啊！

后来，达明知道我开始做结婚准备了，便提出所有的木器家具都有他来负责。我很了解达明那时的木工水平：已经做了许多年，跟过一些大师傅，特别是在部队一直打家具、做模型，在化机厂又一直做木模工，技术已经达到了日臻完善的地步。但是，我不能叫他做，因为俩人在平时的交往中，只要涉及的经济的，俩人都会争得不可开交。或是争着付钱，或是不肯收对方的钱，象打架似的要争执很长时间。我如果要他打了家具，工钱怎么算？他已有暗示，不会收工钱，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叫他做家具。后来，我真的叫其他木匠做了家具，他知道了有想法也只能随他去了。

大约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达明和我商量一件事：他想改行做紫砂，跟他父母学习，自己长时间做木工、做模具线条感很好，这对做紫砂很有帮助，是很好的基础；但自己做木工已经有一定的水平了，一下子丢掉很可惜。再说现在学紫砂是不是太迟了，年龄是不是太大了？他一时似乎拿不定主意。我马上分析给他听：如果没有家属因素，你继续做一个好木匠，是对的；你家庭做紫砂的条件太好了，不利用太可惜了，你做木匠的经历对做紫砂的帮助很大；你现在改行是比年轻人一工作就做紫砂是迟一点，但你现在如果不改行今后更会感觉是迟了；你改行只是少了一个木匠，却可能增加了一个紫砂大师。……他听我说的很有道理，感到主意能拿定了。他后来终于决定改行，并且马上付之于行动，是否和我的分析有关，我没有问过他。

达明学习紫砂象他学习木工那样很刻苦，再加上他悟性又好，特别是他在他父亲，国家级的工艺美术大师徐汉棠手把手的传授下，他做紫砂的水平提高得很快。在工厂他跟着父亲认真学习，回到家，又和妻子王秀芳切磋紫砂艺术，经常要到半夜。不知不觉，达明在紫砂生产上的水平似乎超过了在当时做了10多年紫砂已经是助理工艺师的妻子。他通过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再加上机会的来临，他又被送到了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进修学习，大大开阔了 他的视野，积累了不少知识，特别是在理论素养上得到了长足的提高。他的技术职称也是一级一级地提高：从技术员到助理工艺师，从工艺师到高级工艺师、省名人，现在已经是省大师了，再上去就是也是最高就是象他父亲一样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了。看来，达明的进步是很快的，也是很大的。

达明总说，他的下放看起来是一场灾难，其实也是一次机遇。他在农村什么重活脏活都干过，锤炼了他的性格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他现在一方面在继承和发扬着老一辈的精湛的紫砂艺术，同时他更在思索着紫砂艺术如何更紧密地融入现代社会，让紫砂更确切地定位于当代，定位于世界。

达明的女儿叫徐曲,已经是身高1、68米的大姑娘了。她已于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本科毕业，获得学士学位。作为年轻人，她开始也是不屑于“做茶壶”的，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开创另一片崭新的世界。由于家庭的良好氛围和耳濡目染的影响，慢慢的她对紫砂艺术产生了兴趣。她的处女作陶艺作品《巢》被《中国高等美术院校在校学生美术作品年鉴》收录，她做的茶壶图片也被同时在山东的《科学与艺术》杂志上刊出。现在，她已专心致志做起她祖父徐汉棠的“小徒弟”，认真地做着茶壶。达明的后代也上来了！

我感觉，达明在艺术上的成功，得益于做人的成功。他待人宽厚，处事平和，不卑不亢，不以势利眼睛看人，不以极端的功利观处事，给人是一个忠厚长者的形象。我和他相处30多年，虽然我的处境有大的变化，但他和我的关系一直较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在学校教书，大家一起接触较多；后来，我参加从事行政工作，他也不和我过分亲热；再后来，我碰上了一些困难，他到是很热心了起来：主动找人帮助我，千方百计想一些办法，由于客观环境原因，虽然效果不明显，但精神确实可嘉！他和我相处关系的亲疏状况和有些人恰巧成了相反：他在我境遇差时和我密切，我境遇好时不大增加和我的来往，而在我境遇平常时反和我又密切起来。

哲人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达明是我一生中极少知己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