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其：为“招安”辩解及其空洞的国家主义论

中国当代艺术院成立后，随后爆发的一轮关于是否属于招安的争议后，话题很快转向了被招安者及其支持者的辩护，而其核心的辩护理论则是一种空洞的国家主义论。

当代艺术“招安”的这幕大戏，由于被“招安”者及其支持者及其主动的反常行为甚至“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自我辩护，反而成了最值得玩味的部分。首先是被招安院士的自我辩护词，比如艺术院成立当天一些招安院士强调的“在体制内还是会保持独立性”，“该干什么还是照旧”，“政府认真我们也认真”；直至最肉麻的“国家就是我爸妈”、最糊弄人的“艺术院就是业主委员会”、最具威胁口吻的“如果我是清华院长就开除谁”。

其次，则是一些中老年批评家出场为当代艺术“招安”所作的“崇高化”辩护，比如“招安实际上是一种打入体制的‘潜伏’”，“因为国家开明了，我们接受招安”。这实则是一种空洞的国家主义论，即一切都是出于为了这个国家的改造和崛起，被招安群体是这个国家艺术改造和崛起的核心群体，大家应该团结在以他们为首的周围继续前进，“让国家形象与当代艺术的形象混为一体。直至那些腐朽的意识形态彻底退出我们这个时代。”（吕澎语）

还有一些批评家是以“洁身自好”、“肯定积极部分”、“时代大潮不可违”，劝说大家顺应和认同潮流，比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们不要多说了”，“边缘艺术进入主流是普遍规律，西方也是这样的，他们主流了，我们继续在边缘开荒。”。当然，刘骁纯老先生的两句话更令人惊讶，我一连几天也没想明白，第一句是：“当代艺术家是否富有，是否为官，是否进入学院画院，根本不是批评家该操心的事，为此而愤愤然，又见批评之粗糙。”第二句是“批评的任务不是去阻止已经成功的边缘艺术进入主流”。

我同意刘骁纯先生博文中的最后一句话，即艺术批评的工作之一“是去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成败未定的边缘艺术。”但这是否是艺术批评家唯一的工作呢，艺术批评家难道可以漠视艺术界的欺世盗名、艺术市场的招摇撞骗及其当代艺术曾经的代表人物的过度商业化对年轻一代的误导。

总体上，上述言论都属于当代艺术招安的辩护词，这些辩护词所反映的心态及其话语隐含的深层潜意识，已经比招安本身更值得玩味分析。如果所有的人都不发表一个辩护词，招安这个事情倒不值得多加议论了。由于这些院士及其声援者的自我辩解，反而传递出了更多的心理信息。这说明关于招安的批评和辩解的交锋是非常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是当代艺术走到十字路口的一次重要的深层思考的契机。

陈丹青前日给我电子邮件，最后一段是：“该探讨的是‘江湖体制’问题。还有你的‘统战’说。招安之说，那天是开开玩笑，这词语既过时也不准确，新情况比古代要复杂有趣多了。”我相信以陈丹青过去十年频繁出入各种场合的好表现自己的“不甘寂寞”的脾性，以及他天生带些狡诘的慧根，他的“疑似招安”说应该游戏成分更大。倒是刘骁纯老先生认真得不可思议，又是“不能从水浒传看当代艺术归依国家”，又是“批评的任务不是阻止边缘艺术进入主流”。但是比起刘骁纯老先生“可爱”的认真，邱志杰等人对陈丹青戏语的“认真”就有点“不打自招”的意思，甚至极其肉麻的“爸妈说”都出口了。

从当代艺术院成立至今这一个多星期，“院士”及其声援者一开始强调这不是“招安”，而是政府开明后的一次“对等”合作；接着强调“进入体制不影响独立性，反而推动创造力”；最后是吕澎的理论“这不是招安，而是‘潜伏’”，而“潜伏”的理想当然是吕澎梦寐以求的让当代艺术成为国家形象，并彻底颠覆“腐朽的意识形态”。

从话语分析看，“这不是一次招安”及其“国家主义”论，实际上是隐含着一种规避核心价值讨论和模糊是非观的言说策略。

首先，我们要明确，这是一次“招安”，并不是“招唤”。这次“招安”的性质跟俄罗斯全面承认索尔仁尼琴的价值，并“招唤”他回归祖国的性质，是具有本质差异的。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和普京在前苏联解体后，请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流亡的前苏联反叛作家索尔仁尼琴回归祖国，并要颁发国家勋章给他，但索尔仁尼琴曾一度拒绝。

之所以说，中国当代艺术院是一次“招安”，因为国家实际上只是“局部”承认当代艺术的价值，即只是承认其“次要的”比较中性的技术性的部分，并未承认当代艺术的核心部分：艺术的批判性。但我们应该注意，俄罗斯对索尔仁尼琴的承认，则是全面承认他一生所坚持的艺术和政治态度。从这一点说，中国当代艺术的“招安”，就不是一次国家和艺术家之间价值观的全面相互认同，甚至连“非核心”部分的对等媾和都谈不上。

当代艺术院的性质不等于是国家和艺术家合开了一家各占50%股份的当代艺术有限公司，或者像有些人声称的是一家“业主委员会”。这是一家由国家控股的国有意识形态公司，而非一家民营公司，一旦加入这个公司，艺术家想辞职都是没那么随便的。就这一点而言，所谓加入这家公司还可以继续保持“独立性”，就是一句聊以自慰的话。

那么，这次招安的性质实际上是一次“归顺”。艺术院成立开幕之际，罗中立强调了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这是在重申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但是号称要坚持独立性的另一方当代艺术院士，除了“默认”和“聆听”，却没有人敢重申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观。既然不敢重申，那不是“招安”又是什么。

“重申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表述，实际上是一个主体性的宣誓。从这个意义上，“招安”的本质意义是指一方放弃了主体身份，向另一个主体“归顺”。从政治的意义上，“归顺”或者“招安”的意义并不需要每一个归顺者真心服从，开明的专制政治所要求的“服从”，本质上是一种象征性的服从，比如你要重申和复述一遍我的核心价值观，你的公开表述不能再有跟我的核心价值观冲突的或不利的内容，这是合法化必须付出的代价。实际上，你只要重申或当场不反对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就表示你象征性地服从了另一方的价值观。

我发现关于招安的自我辩解，如果将其看作一个文本，实际上有三个辩解策略：

第一是回避关于当代艺术“核心价值”的论述，即对当代艺术的批判性的核心价值观的重申。这实际上是当代艺术讨论最重要的“核心论述”。如果像彭德这样资深的有影响的批评家，他的辩护只是肯定当代艺术的所谓对政府积极有利的部分，而回避了最重要的“核心论述”，这客观上是在逃避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也是对年轻一代的误导。

第二是把“当代艺术”一词的中性化、技术化，强调当代艺术是一种价值中立的实验室艺术或者技术实验，这是有些院士所一直强调的，新媒体实验跟国家的动漫产业可以对接，巨型的观念装置可以跟酒店酒吧、舞台美术设计以及国家的环境工程对接，当代艺术的价值观跟国家的创新性产业理念对接，技术性的艺术实验当然也是当代艺术，但当代艺术的核心理念不是“艺术设计”和舞台美术。

第三是一种空洞的国家主义改革论。这种理论也不是今年才有的，前几年的艺术市场炒作和“天价做局”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国家主义论的“空洞化”，这种论点模糊了国家定义及其现实所指在中国的复杂性。国家概念与具体的中国，实际上有三种意义的“国家”，即这个“国家”是指民主共和的中国、“党国”集权意义的中国，还是指祖国母亲意义的中国？

对于“国家”的定义以及对于哪一种性质的“中国”的指认，在吕澎等人的辩解中是混淆的，他们的“国家”定义跟张艺谋《英雄》中的国家定义没什么区别，即把“国家”看成一个绝对化的不可违抗和批评的“崇高”乌托邦，好像只要建成了这样一个战无不胜的理想国家的体制，艺术和天下众生就有救了。空洞的国家主义论，首先是设定有一个绝对化、崇高化的理想“国家”，但同时也承认现实的“国家”是有问题的，所以要通过“改革”或“改造”来使这个国家朝向另一个理想化的绝对国家。

在这个前提下，“改革”又被绝对化了，改革永远是正确的，谁反对改革者，就是反对建立一个理想强大的国家。但关键在于，国家主义的鼓吹者往往把自己又经常像做中学代数公式一样，偷偷放到这个绝对正确的“改革者”躯壳里去，成为当代艺术变革的唯一代表。这样在理论上、道德上，谁批评这些鼓吹者，谁就是在反对改革，阻挡先进艺术的合法化以及国家体制的改革，谁就是不为历史负责任，阻挡中华民族崛起和文艺复兴。

当代艺术中空洞的国家主义论，只是过去十年的政治和社会领域已经出现的类似理论的翻版，往往一些并非真正的改革者，以此理论攫取改革的正统代表的位置。

从现象上看，招安及其辩解者的言论，显然属于话说得太多了。如果你是一个招安者，这样的话多，反而显得招安不够诚心。如果你是一个要进体制“潜伏”的改革者，须知真正的体制内的改革者往往是不太张扬自己的，看看前一阵去世的谷牧副总理，那才叫真正有境界的改革者。

从彭德等的为招安辩解的言说，可以发现他们近十年的一种话语变化的痕迹，即他们为了对国家和政府言说，以发挥对体制“纳谏”的话语效应，实际上在言说中不断放弃对当代艺术价值的“核心论述”，而是尽量从没有批判性的中性语言、崇高而空洞的国家主义改革论来讲解当代艺术的意义。

这种“去核心论述”的公共言说，本质是为了不与国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生话语冲突。但在话语效果上，这实际上成了一种体制和江湖的“共识”部分的言说。近十年陆陆续续参与“招安”的人群实质上都是在这个地带游戏并左右逢源的，这还包括不少艺术家的创作，越来越倾向于技术化、国家主义化，这样的作品就能左右逢源，既能参加江湖的展览，也能参加体制的展览，这也找到了一个体制和江湖的“共同认同”地带。

由于国家并未承认全部的当代艺术，尤其是未承认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是“批判性”，使得“非批判性”的技术化、中性化和空洞的国家主义的言论和艺术作品，在市场、江湖、社会、国家和西方等各个领域呈一种“通吃”状态，其后果：一是真正坚守当代艺术的批判性的核心价值的艺术批评和创作越来越边缘化，二是这种“去核心价值化”的当代艺术创作和批评对年轻一代和社会产生误导，好像当代艺术就是中性的、时尚的、商业的、设计化的。

不管是为了合法化或者善意的推进当代艺术的社会影响，还是刻意地寻求左右逢源的“通吃”地带，使当代艺术批评和创作为此不断放弃“核心价值”，而走向一种中性化的空洞化的“非核心部分”的当代艺术，这种所谓的当代艺术的“合法化”已经到了需要反思的地步。

这种“核心价值”被遮蔽的当代艺术合法化，恐怕等不到完全合法这一步，当代艺术已经彻底被虚无主义化，并远离当代艺术的真正意义。这个恶果事实上已经出现，即这不仅没有真正推进当代艺术的合法化，客观上强化了当代艺术的价值观混乱和混淆是非。

而更有甚者，不少接受的招安的人群，他们进入体制并不是真正要为了推进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欺世盗名者大有人在。而在为招安所作的辩解，强词夺理者也大有人在。


2009年11月28日写于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