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看“国家历史题材美术展”

2009年12月14日，“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巡回展”杭州巡展结束前一天，由浙江省美术评论研究会、美术报社组织，浙江一批美术评论家就这一重要的展事活动，举行了座谈会。与会专家从主题性创作、艺术作品的风格等不同层面，就这一持续数年的重大美术活动进行了积极探讨。座谈会由《美术报》副社长蒋跃，美评会秘书长范达明共同作学术主持。以下为座谈会纪要摘编，以发言顺序为序，未经本人审阅。

国家强盛才有能力来做这项创作工程

骆献跃（浙江省美协秘书长）：这个展览是接上了刚结束的“浙江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展览”。因为多次地参与其中的一些工作，对作品熟悉，体会也很深。这些作品确实很震撼，每一次接触都有不同的更深刻的感受。那么庞大的展览规模，那么多数量，尺寸那么大，作品那么精，汇集了那么多美术家来做这个事情，可能以后也不一定会有。这次巡回展在杭州展出，在美术界和社会上影响也非常大。我认为，我们美术家在参与过程中没有辜负国家的期望，花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心血，投入非常多的精力来做这个工作。这说明，是这个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国家强盛了才有能力来做这个创作工程，艺术家也才有这个机遇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要感谢这个时代，也感谢艺术家能为国家创造那么大的艺术财富。

关于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

王平（美术报副总编）：针对这个展览，前不久文化部组织了这个展览的全国理论研讨会，是在浙江巡展开幕的时候召开的。我在那个会议上有个发言。我们不仅是通过这些画来回顾历史，更多的还是以现代人的眼光来诠释历史，艺术地描绘这个历史。合理的想象跟艺术的发挥要结合历史的真实，对历史有几种态度：“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强调我们当代人的理解；还有一种，就是你要还原到历史的真实环境来认识历史。作为一个以历史为题材来创作的作品，它与美术图史还不是一样的。通过文献展示厅的草图，我们可以看到，创作者还是有充分的艺术再创造来创作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作品给大家思考性的东西很多，面对一个具体的历史情况，我们今天的作品怎么去表现？这还涉及创作的手法问题。极少数也采用了变形、夸张的手法，但整体的绘画语言还是现实主义的。近些年，艺术家不太爱画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也难得机会这么去画，这次集中了全国一些优秀的画家，推出一批作品，工程本身是值得肯定的。

体现了国家形象与历史真实感

周绍斌（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第一，展览非常好地体现了国家形象。它通过中宣部、文化部、财政部这样的政府部门出面来组织，代表国家的一个形象，意义非同寻常。比如说《新中国诞生》、《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历史的审判》，还有《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甚至也包括前面的《开创共和》、《黄埔军校》等，都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国家形象，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一种尊严，也可以说是一个大国气象的展览。这样的展览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工程。第二，这是一个主流的历史题材展览。作品都是通过重大历史事件来呈现，艺术家们尊重了真实性，有的甚至是一种纪实性，站在作品面前就仿佛置身于已经过去的历史，给人历史的真实感是前所未有的。第三，艺术对话的方式是写实的、具象的。普通观众能读懂的艺术语言，使历史的真实性得到有效展示。有的作品对话的方式也是和以前有雷同的，而这种雷同不能说是一种贬义，应该说也是继承的。第四，展览也有个性表现。有的艺术家也非常主动地试图用一种个性化的语言来探索如何表现真实的历史。大部分属上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一些表现的语言，是艺术家们对历史题材、历史事件的一种独特理解，这也是取得的一个成就。另外，文献展比较有意义，它帮助观众从背后的故事来丰富理解已经成型的作品，知道在创作后面有艺术家的一种思考过程，有对艺术语言追求的一种程序，或者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探索。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特别适合美术学院教导学生、创作者来学习和观摩。

让近现代史进入美术史　让美术史进入近现代史

曹工化（职业艺评家）：国家花这么多钱，集中了可以说在我们中国最好的美术家，用这么多年，搞这么一批作品，是有史以来古今中外都没有的，它的投入、它产出的作品，这个工程本身就应该留在美术史上。它证明了一个国家是这样重视美术的，它表明在整个国家的结构里面，已经把美术放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了。所表现的这段历史，早已作为爱国主义的教育内容进入了我们所有的教材。但我觉得这并不是把它当做一种历史题材的宣传，如果是普及近现代史教育的宣传，那么电影、电视与历史教科书，就比美术的力量大得多。这个工程可能有两个方面原因：一个看艺术家如何理解历史；二是在今天看，艺术的武器还能对近现代史“说”什么话，这才是目的。这是一个双向关系：让近现代史进入美术史，也让美术史进入近现代史。只有一个国家这样来理解美术史和大的历史关系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工程。所以它的启动方向就是成功的。但是，为什么只有油画、国画，雕塑这三种画种？我想，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版画应该最擅长。版画曾经是最具战斗力的艺术形式，但是现在看不到了。另外，连环画也是。如果说宣传爱国主义的话，连环画是能起到最大作用的。我觉得这次在美术品种结构上有一个缺陷，是不是这三个画种在我们当代有话语权，其他的小画种话语权不够，在利益博弈、在话语权博弈的时候它被淘汰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技术要跟上题材时还是有差距的。没有看展览时我在想，现在画家的技术肯定比历史上所有画家的技术都好。但结果发现两个问题：第一，我们过高估计了现代画家的技术；第二，技术是有指向的，当面对重大题材的时候，发现我们的技术不够用，平时的储备不足。为什么呢？第一，平时是不画重大题材的，这个题材你以前也是没有面对过的；第二，你对它的理解不是短时间就可以理解的，是要你一生去理解的。由此反观我们的教育体制，发现我们的美术教育并没有针对重大题材，这个也给了我们一个思考。

当我们进入这个重大题材的时候，我们要和历史学家“历史”笼罩在一起，这是一种方向。它是一个宏

大的方向。此外还有另一种方式，它是我个人的：我自己怎么样来看这个历史。我觉得这个更精彩。因为主流的历史方向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你个人如果对这段历史是刻骨铭心的，对这个题材他是有感动的，有个人的感动在里面，这样去画历史才会留下美术家个人的印记。

如果从技术方面看，在油画、国画、雕塑三个画种上，我觉得国画在表现重大题材的时候是相对弱势的，它和油画、雕塑不能比，为什么？是不是国画没有办法表现重大题材？我觉得国画是最累的，它拼命想画得重大，但是它再重大还是没有旁边油画重大。因为国画在整个传统的技术库里面，它表现重大题材的技术是不多的。于是我们在思考国画表现的时候，是不是要引进或者创造一些新的技术手段来面对重大题材？

中国画创作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问题

王源（浙江现代画院总经理）：“历史画、重大题材、创新”，这次会议三个关键词可以引导我们思考这个展览。不过对曹工化讲到中国画不适合表现重大历史题材这个问题，我有些不同的观点。首先，重大历史题材是围绕人物来展开的。从唐朝开始，包括到敦煌壁画都有重大题材。两宋的画院也养了一批人来画，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都是。我觉得中国古代的历史题材，相对来说有几个重点：一个是为帝王歌功颂德的，比如说汉朝和唐朝的功臣系列像，都要用图像来进行一个解读；二是到了敦煌壁画更偏向于宗教。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演变与西方走了相对的两条道路，我们一直主张以教化来治国，而西方逐步形成一种通过对法律和人文的尊重来支撑国家的政治延续。另外，西方的历史形态跟中国不一样，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战争往往意味着一个王朝的终结，所以在战争这方面的表现确实少一些。但不意味着中国那种丰富的人文底蕴，包括中国画所能承载的美学理想无法去驾驭当代的社会环境。我觉得巡回展是在当代主旋律历史观指导下的一次图像文本的集中展示。在这里面，从历史画的语词来拆分的话，一件历史画作品既要承载历史，又要表现技巧，可能作为作者，更多的是思考技巧的问题。新中国建国60周年以来，作为美术创作者的身份经过了两次改变，比如说描绘开国大典的中国画作品《新中国诞生》，因为同样的立场，董希文原先就有一件非常杰出的油画作品《开国大典》。可以说董希文他是当时这一事件的亲历者，而现在的《开国大典》这幅作品的作者唐勇力老师，他只能通过史料的研究，从一些健在的历史学家包括当时在场人员的回忆来重构这个场景的。这两件作品可以比较一下。我觉得董希文作品突出表现在人物情绪的处理上，一个新政权的诞生，那是在人们非常向上、亢奋的一种状态下所带来作品的张力。而我们现在看待历史可能更冷静一些，但是能不能达到当时的那种感染力，我觉得不能简单地用时代越进步作品也越进步来加以评价。

在重大的历史题材创作上，对于人物所处的环境，画家在截取历史空间的时候，空间的描绘是非常重要的，在真实的基础上有适当的取舍是可以的。有些作品局部描绘得过于精细、强化，超级写实以后，无助于整个画面情绪的表达，反而容易分散注意力。

希望有更透明、参与性更广泛的操作模式

潘嘉来（人民美术出版社特约丛书主编）：人类或者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成果，总体上来看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在历史上，也存在国家意志参与艺术品创作，或者成规模地收购艺术作品，从而形成艺术创作的高潮和重要历史时期的例子。这次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有一个报选题的流程，统计显示，参与报选题的画家有一千多人，说明美术界有很高的参与热情，而后来真正能够参与到这个工程中来的画家却并不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这样一个大的文化工程是否应该采用更加透明、公开的操作方式。国家工程是有招标的强制性规定的，所以是可以参照招标的方法的。全国美展是一个较好的模式，上到美术学院教授，下到县、市级文化馆馆员，人人可以参与竞争，而历届美展基层画家获奖的也不在少数。如果这个文化工程能够采用更为透明、参与性更为广泛的模式来操作，那么相信会真正成为美术界全体的一件盛事，同时也更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社会诉求。另外，在许多工程的操作系统中一般都会设立一个干预的机构或者机制，这次也成立有一个艺术指导委员会。还是以建筑工程做例子，这个领域曾经是受干预比较多的。现在倒是有了一些改进，至少是在面对古建筑修复工程时，大家都知道国际上有一个最小干预的原则，目的是要保护古建筑的真实信息。总之，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当下，国家的文化艺术项目，也要探索一套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操作模式出来。对于艺术家则要提供更为宽松的创作空间，要以最小干预为原则，把艺术创作的主动权和决定权交还给艺术家。

在题材限制与表现自由的矛盾中发挥创作激情

宋永进（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该展览我有一个预期，想象当中应该更好，看了之后觉得留下良好印象的作品虽然不少，但引起我真正很震撼的作品还是不太多。为什么？我想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讲可能存在一个矛盾吧。一个是限制，一个是艺术家表现的自由，它是一种矛盾，艺术家自始至终都是在这种矛盾状态中作画的。其实这种情况不管是西方还是中方，历史上还是很多的，有一些经典名作在起初仅仅就是画家所接的一份客户“订单”，也是在限制中创作的。当然要在各种限制中画出非常优秀的作品是不易的。比如说我们在画中国历史题材。一个制约或局限是，我们是当代人，而历史都已经过去了，比如《开国大典》跟后来画的同一题材作品，那个时期人的那种气度、思考、感情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再去画这个东西还有没有这样的感情，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还有题材本身，可能在选择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同一个题材，尽管都对这个东西有感受，但是这个题材只能由一个人去画，自己可选择的余地也很小，所以题材也是一个局限。还有绘画语言的局限，画这样一种形式、接受这样的大主题有时候容易与自己习惯画法不对路。还有一个评审组解题的干预，评审组基本上是一种声音，可以想象到最后出来是什么面目，这些都是限制。在这种限制之下，作为艺术家确实是很难做的。比如谈语言的局限，从油画角度来讲，我们最早的时候接受古典绘画的方式和理念，还有前苏联的一些东西，再后来我们又对西方现代艺术进行一些吸取，但很多时候我们在语言上切入得更多。作为一个艺术家，语言很重要，但它只是一个表现手段。这些手段在一个艺术家创作的时候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当他面临这样的重大历史题材的时候，首先自己得被感动，在这个基础上，然后你再去做那个东西，这时候人的心态就不一样。有人说国画语言比不上油画语言那种厚重感或者冲击力。但我觉得还不是这样。国画很淡雅，也是可以有冲击力的，甚至画小场景、小的人物也可以有冲击力。这个冲击的是什么东西？是眼球还是心灵？假如画家真的被那个历史场面感动了，去真挚地表达它，这个时候其实语言问题相对就潜在了，观众感受到的是那个感人的场面，而不是语言本身。一个艺术家在创作中如果缺少那样一种状态，要创作出感动人的作品是比较困难的。

工程与丰碑

卢炘（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工程”一词，本是将自然科学的原理应用到生产部门中去而形成的各学科的总称，或指具体的基本建设项目。现在将文化建设视为重大工程建设，无疑重视程度提高了，因为工程建设是需要投资的，是硬指标，文化建设向来是软指标。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被列入“八五计划”的“211工程”，重点建设100所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以提高教育质量、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及办学效益，在教育改革方面成效显著的话，那么，“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可以说为本世纪树起了一座美术发展的丰碑，起了一个好头。我的感想主要有五点：第一，此次展览标志了本世纪反映历史和现实之美术作品依然具有很高的水平，向世人证明现实主义永远不会过时，它引导美术事业应该朝着民族精神和人类理想去追求。这种以作品说话的方式比较有说服力。第二，此次展览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不同样式和风格的作品都有，创作很自由，思想很开放，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这是一大进步。第三，此次创作人员都非常投入，付出了很大的精力，成绩之大是前所未有的，验证了我国老中青美术家的主流是强有力的优秀集群。第四，此次作品通过申报、评审等一系列严格规章制度。不过，确实有许多很有成就的老艺术家榜上无名，是不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报选题？至少缺了他们影响了整体水平的提高，十分可惜。但此次鼓励年轻艺术家上第一线，或以老带新，这个头起得好。

关于历史的图像再现

王凯（美术报编辑、记者）：《美术报》对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一直在跟踪报道，我从头到尾看得比较多，结合自己的一些采访来谈一下。第一，我们更多地认为，历史就是用文字描述的，实际上，文字的“历史”与美术的历史同样重要，美术的历史是通过“图像再现”实现的，所以有无法取代的意义。第二，历史画创作不同于场景画。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能不能完全等同于简单的场景再现。很多的经典作品也不排除有场景再现，这也反映出了创作中的一个实际问题，即“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问题，有些事件的“历史真实”本身就是极其感人的，当美术作品来反映他，有时过多地强调了“艺术性”。第三，因为艺术特性问题，中国传统人物画画的往往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画的改革，要求它也应能描绘活生生的人，为大众服务，为现实主义题材服务。但是笔墨成分如何继承值得思考。第四，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作为一项工程也促进了创作。它至少对今天三四十岁的年轻艺术家来说，能参与这样的创作就是对他个人艺术修养或技能的磨炼。同时这也是一种艺术基金制度，因为中国的艺术市场，像画廊、拍卖行，以及艺术机构等非常的乱，有很多泡沫，而实际上恰恰是因为我们缺少了一种非常正规的艺术基金制度，这样来看，“工程”的意义还是非常大的。

关于经典性与严肃性、技术含量与精神指向的问题

高照（美术报前副社长，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我以朝圣的心，拜读画展，看后却不觉如是的神圣。总觉得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一个是要具备经典性的，一个是要有创作的严肃性。在看这些作品时，一边看，我一边想到俄罗斯的列宾、苏里柯夫。如果以他们对于形象的收集和塑造、对于事件的理解和挖掘等等方面来考虑的话，我们的这些作品总体上来说有相当的距离。再一个，作者的严肃性，创作的严肃性。严肃性问题一般都会归咎于作者的态度，但还体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作品的表现风格和作者所能承担的能量上。比如说大小的问题。重大题材是不是画幅越大就越重大呢？不是。各画种各有自己不同的特点和要求，只能用适合自己特点的办法。就是说，不同的内容用不同的方式来表现，它是有区别的。

国画家有的善于描写江南抒情的内容，如果让他画另外的东西就困难了，但是这不代表国画就不能表现重大题材。比如说蒋兆和的《流民图》，它是一个重大的题材，它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能否认的。像《五卅惨案》这张画，作者用一种漫画或者是诙谐的方式，是不是最好地表现了“五卅运动”，这个是要考虑的。再比如说《遵义会议》，刚才讲的笔墨很好。如果是为了表现笔墨而表现笔墨，那就本末倒置了。他的笔墨是用铁线呢，还是用其他的线，用哪个来表现更好呢？那不是以画家自身善于画什么线描来决定的，而是这个题材本身决定了他应该用什么线描会更好。这个“严肃性”就在于，所要表现的某一个题材是否由某一个画家来表现更适合，这个里面就应该有区别。

经典性也好，严肃性也好，它主要体现和反映的东西，一个是技术的含量，一个是精神的指向。一件作品本身，技术的含量体现着、反映着精神的指向，作品更重要的是所反映出的精神指向。作品越有好的技术含量，就越可以帮助其精神指向的表达，但并不是说好的技术含量就一定会表达出精神指向。有的技术上还不够，但是画家的精神折射反映了这个指向，它照样是一个好的作品。这次展览中的《铿锵玫瑰》，我认为是失败的。女排的精神究竟是什么？如果不把这个精神表达出来，这个作品就是失败的，哪怕你画得再好再漂亮。因为重大历史的题材，它的本意就是要把这种精神体现出来。女排的精神是拼搏，是人性精神的搏斗，是不屈不挠的意志，这些在画面上都没有表达出。所以一件作品应该从这两个方面去看。就技术的层面，有不少的作品包括某些浙江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却经不起解剖的分析和考验，衣服一脱光，人体就散了架。这反映出我们基本功的薄弱，不够，不扎实。我觉得唐勇力的《新中国诞生》，可以和董希文的《开国大典》比，董希文是当代人现实精神的体会，唐勇力隔一代了，则是对新中国诞生的一种认识。当然后者同样可以画得很好。《新中国诞生》，从整个画面的气势来看，是新中国的诞生以红色的欣欣向荣的色彩画面来体现，有很强的形式感，精神指向还是体现了开国的意义，所以这幅作品不亚于董希文《开国大典》，是一个很成功的非常好的作品。

工程的价值、它对画家的考验与挑战纵横比较分析

蒋跃（美术报副社长、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这个工程本身实际上是对画家的才智、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技术能力等等的考验。由于时代带来丰腴的生活条件，当代很多画家擅长画一些情趣小品，而这次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它是有分量的。人物的组合，画面的结构、笔墨、色调等绘画语言的运用等，其实是对画家提出了一个挑战。展览更重要的是对作者历史观的考验。因为不同的作者，他对同一个历史事件由于站的角度、立场、思想观念的不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就是怎么去“看”的问题。

历史画世界各国都有，中国也有，自古以来都有，在国外更是有很多历史画巨作留存下来，让我们后人去缅怀、受感动。像《新中国诞生》，我认为这幅作品非常好。成功之处在哪里？他这些人物都有出处，所有出席大典的人物都有名有姓，引经据典，经过考证，所以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造型能力也是具备的。用中国画的形式来表现这么一个场面，他把作品的整体气氛烘托出来了，这种气氛是热烈的、光明的、和平的、祥和而且是宏大的。还有油画《1937.12.南京》，整体的氛围，特定的情节，人物的塑造，也是成功的。作品把太阳遮蔽在一种阴霾之中，有很深刻的寓意，因为日本国的国旗就是太阳旗。这样一种昏暗的、杀人场面令人追思。油画《七七事变·卢沟桥》表现战争的场面、氛围，做到了动静相生，虚实结合，所描绘的战场上的人与景物，体现对历史画场景的把握能力。国画《生死印》，表现安徽凤阳农民当时承包土地的情景，工写相兼，表现出那种特定历史场景中特定的历史任务，应有的气氛也营造出来了。油画《血战台儿庄》，表现了那种在黄昏落日下战争的惨烈场景，包括其中人物的塑造，也是让我感动的。此外，雕塑《众志成城》，在雕塑语言上有一些新的突破，众多的背景人物和前面主要人物的变化与对比，包括上面有一些国旗的覆盖，整体如山一般的团块，体现了它达到的艺术高度，整个气氛渲染得比较好，也有一种新的语言探索在里面。

有些作品是同一作者在不同时期画的同一题材，所以就有对这个作者本身画过同类作品的纵向比较。比如知青题材油画，作者以前画过《我们这代人》，人的悲剧意味，那种特定时代下的人物非常有生命力、有血有肉。我的看法是，原来那件作品超过现在这件作品《青春记忆》。这张画有点像知识青年去郊游显得很欢乐的那种场面。我自己也是知青，我们下乡也有一种心情，我觉得表达的不够准，画面、构图都没有问题，但是把握特定时期的人物，不如他原来的那张《我们这代人》。展览中有很多都是曾经画过的，或者再复制，却大都不如以前，是不是作者的思想情感表现上有所欠缺。

油画《圆明园劫难》让我想起了俄国布留洛夫的《庞贝的末日》和法国德拉克罗瓦的《西典岛的屠杀》。作者用了西方的语言、西方的色彩，用壁画的形式表现这些中国宫女，背景一片火光，但看了以后，感觉不到历史的深度在哪里。作者使用这样的语言、这样的结构来表现这样的题材，是否对路。因为“圆明园劫难”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惨的悲剧，是一种耻辱。但是作品画面凌乱，场景细节不明确，有一种为形式而形式的意味。还有不能认同的是油画《历史的审判》，几乎是照片的翻版，而且远不及一张历史照片更说明问题。作者只是把这个场景画下来，而这些人物又画得比较尴尬，写实好像也不完全写实，漫画也不完全漫画，构图也比较呆板。国画《刑场上的婚礼》，这个题材在我们新中国绘画史上很多人画过，但是看到这张画我不感动。面对这样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其实是向作者提出挑战以往高度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高的高度，我们的画家在接应这种挑战时，应当有一种重大的使命感。这次工程无疑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包括《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这件作品试图表现什么情感呢？具有怎样的深度呢？横向比较下，日本九木位里、赤松俊子的《原子弹爆炸图》，大量的裸露人物，重复再重复，令人毛发悚然。我们被深深感染，实现了精神的升华。还有《李大钊就义》这样的作品，我们看到这样的作品是否感动了呢？是否把你的思路，把一个观众的思想感情带回到了那段历史了呢？有否超过钱绍武的《李大钊纪念碑》呢？我觉得那是作者心情的真实写照，是非常动人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在这个巡回展里比较少。那种华丽的、粉饰的东西多了一些，而纯朴的东西少了。

历史题材与历史画、审美评价等问题

范达明（浙江省美术评论研究会秘书长）：从历史题材我思考到“历史”这个概念问题。我们这个重大历史题材是从1840年起始，下限一直到2003年。我觉得上限没问题，1840年一般公认是近代史开端，而下限好像太推后了，因为2003年到现在还不到十年，已超出“近现代”的范围，跨入当代了。才这么几年就难以定论。所以，有些太近的题材不太适合表现。例如有一张描绘1980年几个乡村小孩子念书的《山村小学》，你说这张画是“历史画”或“历史题材”，我倒觉得说它是“风俗画”或“现实题材”更准确一些，就此画的具体构思与表现看，更像一张风俗画，所谓“国家重大历史”实在谈不上。太当代的东西，如果又缺乏有名有姓的真实人物，就会变成风俗画了。当然我们这个工程并没有规定一定要画历史画，但你必须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我觉得这些具体题材的命题里面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义勇军进行曲》和《风云儿女》这两张在大的方面来讲其实是同一个题材。全山石先生在他谈的创作体会中也讲，画面没有真实的历史人物，主要讲象征意义，就是以《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为思想主题，主要体现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不屈精神，甚至不仅仅是指当时、当地。这里谈的是历史画和历史题材创作的区别问题。这两张画在这点上的区别很有代表性。

关于标题。油画巨制《1937.12.南京》就主要是暴露敌人，暴露日寇的凶残，表现的中国人则主要是受难，矛头对准着日寇侵略者，也是可以的与必要的，它也仍然是一张重大历史题材作品，也是历史画。令人费解的是作品的标题最后不知何故被修改了。原先有的主标题“残日”两个字被取消了。“残日”这两个字是非常绝妙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其本土号称太阳国，在这个前提的象征下，它不仅对于画面上那个被遮蔽的昏暗太阳是一种直接表述，还意指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性、残酷性，而且这个“残日”的意指本身还是双关的。换言之，虽然侵略者眼下正施展其大屠杀淫威而逞雄一时，最终却逃不脱日薄西山、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我觉得“残日”这样一个双关的、内涵意义如此丰富的概念，是提升这个作品精神内涵的点睛之笔。后来我专门去看了文献展，其中还是有“残日”的提法。我想，正式展出时“残日”两字从标题中被删除，未必是创作者本意。国画《五四青年》也有个标题错乱的问题。落款写着“五四运动”的这张作品，最后改为《五四青年》。“五四运动”跟“五四青年”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五四运动”是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出现的，而“五四青年”涉及面就很广了。这让人费解。所以我们画重大历史题材创作还要有相当的严格性、严谨性。

来源：美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