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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纪录片群体对日常性的记录欲望 -信息与理论

        作者:正在核实中..2009-07-22 14:54:09 来源:网络

        世界变得越来越繁华,许多生活者的状态越来越复杂,仅仅用文字已经无法记录他们多元素的表情。然而,在中国大地上有一些7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他们尚不为人熟知,却以一个实践者的姿态,通过他们手中简陋的摄影器材,正努力、真诚地反映着与现代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事关人类命运的命题。

          毫无疑问,这些被称为新纪录片的人已经意识到,所谓状态下的生活,只是一种我们身体内外的支离破碎的生活,它把我们抛向了任何东西之外。在五花八门的世界里,人只是一种表面,人隐藏着他的深度。

          而且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谜团。

          这些新纪录片人,四处悠晃、活动,用自身的特点与摄像机的镜头一道来感知世界。把持的摄像机的镜头一直在不知疲倦地延伸,镜头最终触及到了另一个世界的维度,再向前,镜头与精神的领域发生了联系。我是说,观察的镜头本身就是一个器官。

          乌尔善认为就目前中国已经成品的纪录片来看,存在着太多的问题。比如从前纪录片采用的论证方式方法,以"上帝式"的声音为主导,最后沦为政治意图的传声筒。而反观近些年的片子恰恰又简单地反其道而行,打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旗号,而行为仅仅是一种廉价的"变脸"。现象是对真实的一种误解。另外,那些反复强调自己能够充分冷静、客观地记述人们日常生活场景的人,其动机本身就很可疑,他们所谓反英雄主义行为的姿态真实吗?--观念上就存在问题。

          1997年,乌尔善拍摄了《今晚我们相识》:一个女孩赴约之前,偶然发现家中电视节目中的一个人似曾相训,并与他共同回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他们各带主观色彩的描述不自觉地落入爱情片的俗套。最终的分手的场景成为电视某一频道的节目,这台电视就在女孩要赴约的酒吧里,她将遇到的人此时正在无聊地看电视,女孩正在路上,他们二人回忆的初遇此时还未发生。

        1999年11月,乌尔善与陈底里、张慧、曾焕兴和宝罗等朋友,在99北京国际爵士乐集萃中的保利大厦国际剧院内做了一个有影像、音乐、装置、舞蹈名为《进化爵士》的演出。乌尔善拍下了一部纪录片,5月赴欧洲进行交流活动。

          睢安奇的纪录片电影《北京的风很大》成为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正式作品。这部50分钟的片子,从头到尾近乎固执地对被访者提问一个问题:你觉得北京的风很大吗?此外也问"你们在一起幸福吗?""您抽根烟吧。""我能跟你们一起吃饭吗?""你现在在天安门有什么想法?""警察叔叔,我捡到一分钱。"他们强行闯入人们的住宅、甚至冲进公厕提问,摄影机的暴力的侵略性是一望而知的。影片以拍摄一对儿子患了绝症的夫妻和那个小孩为结尾,气氛骤然变得凝重。

          睢安奇并非只是满怀激情的蔑视和破坏,他有很深的"底层"情结,这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原因。该片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直接电影"的先例,被世界著名电影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睢安奇谈到:"纪录片的现状是要么是好高骛远,要么是将技术贬低得一无所是,而其中丧失着的却是对底层情感落到实处的关怀,漠视着的是光明和黑暗并存的现实。"

          冯晓颖认为,她的新纪录片首先对人的尊严表示敬意。拍片没必要简单纠缠真实与否这些基点,对所拍摄对象的关怀首先得关怀自身。她的工作目的只有一个:接近人的本质状态。作为拍片者,你从来就没有特权对他人表示你的客观性,除非你能用有点"主观"的意味作特定情景的切入,你得充分意识到我们这个所处的现实存在的局限性,个人根本无法超越。精神如果有价值的话,它必须以个人的主观为跳板。

          冯晓颖的《斥力》讲述了1997年冬天,整个北京出现了黑色油漆的三个大字"码根码",遍布城区的墙面,电线杆,立交桥,胡同的厕所……当时,造成整个北京城的"惊恐"。接着,冯天岳推着一辆小三轮车在不知疲倦、单调地重复推销他的产品,一种叫"码根码"的电脑汉字输入法的磁盘。该片叠印了中国本土的"码根码"和美国WIN98在中国首发之夜一些著名人士的同步谈论。《斥力》最终的焦点落在:我为对方感到痛苦。日前《斥力》获澳洲纪录片提名奖。

          蒋志从1998年起开始拍《食指》一片,该片描述食指在1998年3月18日那天接受三位慕名而来的年青人的拜访;这样的访谈在之后几个月又进行了好几次,食指对他们谈及自己的诗与生活。该片还记录了食指同时代人林莽和田晓青,另外还揉杂了一些表现食指偶尔错乱的精神状况。2000年4月,该片获得由CCAA评审的中国当代艺术奖。

          杨福东1997年在北京时,拍了一部电影《陌生天堂》。随后他去了上海。杨福东认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需要有一颗悲悯的心,这是个大前提。关心普通民众日益尖锐的生活状况,应该成为世界各地记录片工作者的大方向。"我看到的是一个被创造时,被赋予人的主观色彩,等待被重新发现的真实世界,这样的民众生活并不是随意拿起摄像机就能摄下的。揭开'社会生活的真相',一直是我个人努力的方向,但一个人必须承认你永远无法做到透彻地把握住所关注的对象,我们所作出种种努力只有试图接近真实和客观性。"

        2000年2月和3月,杨福东在上海分别完成了《别担心会好起来的》、《风来了》,5月应邀赴德国拍片,创作势头很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女诗人唐丹鸿,她于1999年起以一个诗人的敏锐拍了纪录片《天葬》、《降神者尼玛》和系列专题片《扎溪卡》,评价不俗。1999年12月,她对一位著名民营企业家进行追踪观察的观察的纪录片《漫步在云端》已经开机。唐丹认为,作为一位独立制作人,拍更具个人选择的纪录片是另一种令她兴奋的写作。完成于2000年3月的纪录片《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将呈现这一“写作”。之外,唐丹鸿以她的对纪录片同样热衷的同仁一起,办起了中国第一家中国独立片网站,在艰难的环境下以自己的行动对纪录片作贡献。并且她的纪录片为成为台湾一带的抢手货。

          胡择,1999年制作纪录片《九位中国艺术家》、《王迈的春节联欢会》。该片如实记录了年轻的行为艺术家王迈所做准备的六天经历,以及行为表演完成的过程。并在其中穿插王迈的艺术笔记。胡择试图把王迈的艺术活动放在普通的社会背景下,来展示当代艺术在现实中的真实状态。整部纪录片没有旁白和主题音乐,尽量追求现场的音响和时间性,以获得对现实的还原。由于对艺术家王迈不懈地跟踪拍摄,这部电视纪录片堪称一部为当代艺术揭秘的影片。该片成为1999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参展作品。

          一群七八十岁、整在如上班一样坐在住宅小区街边聊天的退休老头构成了杨荔钠(杨天乙)摄像机中的主题。原因极其简单:她也是这个小区的一个住户,某天又一次路过这样街边老头时,因为好奇,停下来和他们聊天,后来就独自一人抱着个小机器蹲在街边和这群寂寞无比、唯有靠"扎堆"聊天来打发时光的老头们泡在一起。那是1997年年初,从街边泡到老头的家里,泡到街边的树叶几番枯荣,泡到其中几个老头相继永远消失,最后泡出二百多个小时的素材带。这部100多分钟的片子,场景简单,基本上就是老头"扎堆"的街边和若干个老头的家里,画面朴实简明得确实毫无"技法和功夫",但却使观者感觉到其中人物的心跳、呼吸甚至汗味。一种对此片的观感是:做老人真是一件恐惧的事情。此话延伸到北京那些"老"纪录片人的饭桌上,谈论这部片子也成了使人震撼的事情,因为它对人自尊心提出了挑战。《老头》一片在日本山形电影节得了优秀奖,在法国真实电影节拿了评委会奖。

          朱传明的《北京弹匠》,讲述了一位由湖南流浪到北京、名叫唐震旦的年轻弹匠,在北京某个街角棚布搭的窝窝里,弹棉花简陋的工作和寒酸的生活点滴。一天,他去农大找高中的同学,同学把他带到吃饭的地方就离开了,他体味到友情的冷漠。一个下雪天,他带着儿子和二哥二嫂一起步行去天安门游玩。该片在第六届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获优秀奖,并得30万日元的奖金。

          生于1978年的曹斐可以说是这群青年中最年轻的一员。她拍的《失调257》是讲述一所高等艺术学府,一群精神流浪者,他们抽象的失调情绪渗透于画室、公厕、宿舍、校道、甚至257大院的每个非逻辑角落,表现出一撮艺术青年的不安的真实。

          季丹,从1995年到1997年一直呆在西藏日喀则的一个村子里,随身带着H18摄像机,拍了250多个小时的素材,后剪出一部一户西藏农民家庭故事的片子,名字叫《贡布的幸福生活》,长度80分钟;还有一部也是同一村子里,是村中老人的宗教集会,片名叫《去天国的路上》,片长55分钟。季丹说,她喜欢质朴的手法,表现的普通人平凡的生活、以及对生活的态度和面对死亡的宗教信仰。

        王冰,在沈阳工作了四个多月,"固执"、"无奈"地拍他心目中的纪录片,目前完成了500小时令人极为震惊的素材,接着正在计划拍他的"农村"和"知识分子"的中国人三部曲。

        胡杰,1995年拍第一部纪录片《圆明园的画家生活》。现正在拍《海边》、《儿子》等片。

        转自《城市画报》2000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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