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延安的文事与文人——以延安“鲁艺”为例-信息与理论

作者简介：刘超，毕业于南京大学，现就读于北京大学。已在《清华大学学报》《雨花》《东方文化周刊》等发表学术论文、文艺作品百余篇。现主持“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系列访谈”，任北京大学《学林》杂志主编，北京大学“青马研”学术部部长。

　　摘要 1941年是延安文化界意义非凡的一年。经数年之酝酿，延安文化界达至极盛，这不仅表现在政策层面，亦体现于日常生活之中。至此，大批的文化名人先后进入或保持了自己在文艺创作、文化活动中的丰收阶段，且在日后共和国的历史上影响至深。这一繁荣的年度为今人提供了颇多可资鉴取之处，这对加强执政能力、制定文化政策、推进高等教育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对延安文化作一纵深的探究，藉此进行新的分析。

　　关键词 1941年 延安鲁艺 文化政策 文事 文化生产

　　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动荡，而文化事业却极为发达，揭开了中国现代史上极为辉煌的一页。抗日军兴之后，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渐次西移。挥戈北上的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开始局部地区执政后，吸取在南方苏区的经验教训，1励精图治，初显新型大党的煌煌气象。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藉此良机励精图治、休养生息，坐大做强。此间，先后奠都保安、瓦窑堡和延安；特别是1937年初奠都延安之后，政局日渐稳定，文化亦日益精进，吸引了全国相当一部分文化人，他们或定居此地，或做客来访，为延安注入了新鲜血液。出于对社会历史的体认和洞察，延安政权不仅重视“枪杆子”，也重视“笔杆子”，并倡言需要“两个司令”——朱（德）总司令和鲁（迅）总司令，2扛枪赴疆场，执笔作文章。为此，在亟需文化资源的条件下，延安政权制定了极为宽松的文化政策，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和谐安定和睦的环境。其对文化亦极为重视，用力既深，用情亦多。鉴此，上海等地“亭子间”的文化人不远万里北上来延，“山洞里”的知识者亦落户此地。如是一来，延安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众多青年和知识者的目光，素来荒凉的塞北小城，在数年内成为北中国的文化重镇。

　　如此，***共产党刚毅坚卓，文武并举，经权兼济，既着眼于“抗战”，亦考虑到“建国”，尽显一个大党为奠定百年基业而苦心经营的务实心态和恢宏胸襟。1940年前后，文化人的涌入达到了高潮，而延安文化则于1941年前后臻于高度繁荣的顶峰。3

　　僻处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盛极一时，傲视群伦，成为世界级名校，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与之相应的，则是偏居西北的延安。中国共产党用心经营，短期内成立了大量的报刊、院校、科研院所、文化社团等；延安的院校数量、刊物数量、知识分子总量，在全国占相当比重。4因此，延安由一边地小州府而为文化名城，成为北中国成为文化的中心。西南的昆明与西北的延安遥相呼应，两个文化重镇，南呼北应，相映成辉。

　　与昆明文化城一样，延安政权也在极度困窘的物质条件下创造了极度辉煌的精神产品，其精神产品的生产至今引人惊羡。

　　当然，报刊、院校、科研单位、文化社团者之间关系亦深，有的报刊就隶属于有的院校和社团。如“文协”“文抗”“西战团”等就极为出色，一般地说，中央党校、行政学院、陕北公学、西北公学、“鲁艺”、“文协”、中央研究院等是其坚强的文化阵地。其中，中央研究院是首屈一指的学术重镇，“鲁艺”“文抗”则是其文学生产基地。“鲁艺”元首是周扬，“文抗”领袖则为丁玲，二者构成延安文界的双璧，成为延安文化的象征。作为与“ 部艺 ”“青艺”并为延安三大正规文艺院校的鲁艺，则是延安文艺的最高殿堂。

　　有资料表明，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化人有97人，5内中“鲁艺”有三十人左右，其时鲁艺在延安文化界的地位之高、分量之重，由此可见一斑。

　　政策与生活

　　红军长征到陕北，由洛甫（张闻天）主持中央工作。六届六中全会后，特别是七八月政治局会议后，张主要负责文教工作，而实际工作则由毛泽东执印。毛泽东曾为党中央起草过《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对于来延的高级知识分子干部，在生活方面特别优待。6与此同时，中央的其他党政领导、高级军政干部，均极为重视文化建设。1940年1月4－12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女大）礼堂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历时9天，盛况空前。知名文化人个人代表123名，文化团体107个，代表274名，共计五六百人，毛、洛以及吴玉章分别为此题词，王明作了文化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洛甫作了文化政策报告，稍后，毛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7

　　其中，洛甫以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的身份作了“文化政策报告”《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提出全力扩大与巩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新文化的各部门、各方面，使之更能为抗战建国服务。提倡：

　　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历史、中国文化的各方面，求得在思想上正确地解决抗战建国中的各种重要问题。

　　大胆地创作、写作、著述、介绍、翻译，来打破各种限制，打破各种陈旧的观点与标准，建立新观点、新标准，以发展学术，提高学术；组织各种文化的、研究的、考察的团体，提倡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辩论的生动的、活泼的、民主的作风；建立各种专门研究机关，要求政府及社会团体划出一定的经费，以布置必要的设备与供给；组织新文化运动大师鲁迅先生的研究会或研究院等。

　　并且，他特别强调文化统一战线都能工作要针对“文化的特点”和“文化人的特点”去做，统一战线内部的意见的某种不一致、意气之争、门户之见，一般是不可避免，应经过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各种争论。应当提倡自由辩论与讨论的风气。争论一时不能解决也不要紧，不必过早作结论。对某个文化人缺点的提出，也要经过适当的方式，“要善于尊重文化人”，其人格、其事业、其创作与意见。要同他们建立真诚恳切的交谊，要有大气量，要谦逊，要能“求大同而弃小异”。8

　　这一“文化政策报告”为这一时期共产党文化统一战线工作，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文艺政策确定了原则基调。9应当说，作为党内罕见的有过创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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