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于想象的事实

　　生活流这个概念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得到过运用，缺乏确切性，但具有某种概括力。生活是每一个生命的“场”，作为在“场”的我们，面对的是直接的不期而遇的生活本身。我们有多少力量挣脱生活流的裹挟?

　　现代的工业化以及工业化带来的城市的爆炸性发展，使得城市的个性正在消失。现代化的繁华和消费，日益毁坏我们的生存环境。可以说，在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滋长了某种反文明的因素。

　　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是被城市塑造成的，他的优点与弱点与城市密切相关。难道我们向往的只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短暂快活?心灵不需要宁静，不需要文化的滋养吗?

　　一、想象的空间

　　当我们这样自问：你还会想象吗?回答自然是明确的。要么你承认想象徒具的形式，而不具备属于个人的真实内容，要么仅仅只是各种印象中的一种而已。想象承载着无数历史情节中的一类，那些被理性修剪和整理过的事件，变成了我们想象的出发点，越来越沉重的负载；历史本身转化成主体的“我在”，我却成为这种“我在”的“他者”。当下的经验不是自身的，因为在经验的内容里注入了太多的非个人的感受。我们的感受历史化了，但是历史是触摸不到的，它通过大量的遗留物压迫我们的心灵。在这一连串的悖论中，我们总是力图争夺为主体性的自我存在。实际上，历史已经变成一种情景，容纳我们的想象，那些大起大落的充满热血和污秽的时代，那些被我们的大人物所生活的场所，以至那些平淡无奇却实实在在的岁月，所有的幸福与痛苦，人间的悲剧与喜剧，都没有也不可能消失。存在过的一切都存在着(犹如物质不灭定律)只是一种隐匿、一种限制，作为我们想象空间的边界，能说这种空间是无边的吗?

　　问题是，那一系列的事实存在之外，还有价值的存在，它的存在时时警策我们的存在，成为一种无时不在的东西。无论它作为知识的形式还是规范的形式，都对我们起着一定的主宰效用。事实明摆着，从当下的知识分子大肆鼓吹人文精神的浪潮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想象力之贫弱。那种外表华丽的词章和蛊惑人心的口号，为知识分子寻找到发言的兴奋点。“人文精神”的话题本身似乎有它超越时代界限的内容(它是古典的同时又是新潮的)，知识分子不缺少对它在古典意义上的理解，而缺乏对它的现实意义的丰富想象。这种想象毫无疑问具有批判和设计的性质，而不是一种目的，为知识分子争夺一席发言的地位。想象被自身的目的性窒息，使得谦谦君子们成为大众焦点，意识形态的补充。于是价值的意义在当下已经无话可说。如果我们保持或开拓想象的空间，在大众的活语与意识形态之外，应该存在另—种尺度，那才是当下知识分子的贡献。

　　可是，我们能够想象出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任何对当下的批判都不是单一的，它的目的是指向未来的。当下的我们苦于所知太多，在我们的想象中掏尽了所有内容，包括最纯粹的乌托邦。正如马克思预言的，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所展示的，是后者未的图景。在这个预言的“定律”面前，我们脑力衰竭，似乎只需炼就发达的四肢去实施那种“图景”。这个“图景”不是乌托邦，所以没有可审美之处，它是冰冷的实在的存在。我们事先知道了谜底，再也激发不了对于神秘命运的急切求知冲动，所做的便是按部就班的筋骨运动。想做什么和能做什么不是一回事。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问题，我们能做什么?因为我们不考虑我们想做的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的想象空间即使存在，也变得十分有限，几乎伸手便可摸到它的边缘。有时候我们也带着感伤的心情缅怀以往的辉煌，激情与精力勃发的巨人，一个个近于神话色彩的伟大的功勋，浪漫与诗化的情怀。等到我们彻底地无可奈何，只剩下我们置身其间的日复一日的生活，活着而无需侈谈意义。我们似乎又得重新选择一次那个著名判断——痛苦的哲学家或快乐的猪!

　　二、生活流

　　这个概念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得到过运用。它缺乏确切性，但具有某种概括力。生活是每一个生命的“场”，作为在“场”的我们都是先天被决定过的：出生与地域、文化与经济地位等等。这还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我们面对的倒是直接的不期而遇的生活本身。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如激浪奔涌，将我们裹挟。当下的生活是一种极为怪诞的丰富而单调的实在。它丰富是因为信息量、知识、传媒、交通、财富的极大发展。但是它又仅仅是一种数量的堆砌。它的单调是本质性的，甚至是宿命的。只存在一种为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在不断增长数量面前疲于奔命，对于所有出现的新鲜事物都只有感性的感受，没有时间去追究和沉思。我们太忙了，为我们的身体的各个方面的享乐而忙，为满足虚荣心和反常的自尊而忙。人的实在为物的实在所吞噬，灵性被物性取代，一切活动都围绕利益旋转。我们看到无数怪现象全被人们心安理得接受了。一个扫街的工人一边漫不经心地干活，一边梦想转瞬之间成为暴富。发财几乎成了众人心照不宣的向往。灵性之不在为物性泛滥辅平了道路。物以它惊人的增长数量控制住了社会。一个物的社会，人们俯首贴耳，社会价值体系失去自律，只有物的恣意和专断，那是一条混浊和发臭的欲流。我们全体浸泡其间，偶尔才发现几颗不屈的头漂在上面。

　　我们有多少力量挣脱生活流的裹挟?我们感官被那些狂轰滥炸的生活印象填满了。打开电视、报纸、收音机，耳朵、眼睛能够随时听到、看到四面八方的信息。每天都有笑容可掬的领导者出现在屏幕上(或踌躇满志的地方长官们的豪言壮语)，播音员口中的联珠妙语和情节有趣的报道等等。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电影、电视剧、书籍、杂志，包括你与亲朋好友的电话交谈，包括越来越吸引人的广告、商品信息等等，包括与个人投资有关的股市、期货、银行汇率、国际国内金融大事等等，包括人们期望的物价、住房、工资的改革等等，还包括所谓“严肃”的政治、民主、人权、教育、文化等等话题。是的，所有这一切全是无须考证的自明的东西。它们的结论不在今天就在明天形成，不需要人们劳心费神去解答，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做自己的事。没有比黑格尔的名言(存在就是合理)更适合于当下的生活实在了。即使我们用剩余的力量挣脱生活强加给我们的束缚，结果又怎么样?为不在场的“精神”而丧失“当下”么?“精神”的实质给了我们什么恩惠?我们了解古今中外思想家的药方并且我们不缺乏描述的能力。实际上，我们是找不到纯粹的“主体性”自我的，我们即使不成为异化的“他者”也无法再保持纯粹的“我在”。在一个拆了建，建了拆的轰隆隆的社会，混乱而热闹的背景中，“我在”的可能性并非完全是精神性。其实，“物性”与“精神性”都可能违背人性(感性的和灵性的)——如果它们达到彻底地垄断的话。

　　三、一方水土

　　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经常埋怨住房拥挤、交通拥挤、污染和噪声、物价上涨等等。另一方面又为城市的优点——商业、服务、信息和文化上的主宰权而自豪。城里人是被城市塑造成的，他的优点与弱点(除本性之外)与城市密切相关。而且，从发生学的观点看，每个城市的地域特点是明显的，文化性质也独具个性。现代的工业化以及工业化带来的城市的爆炸性发展，使得城市的个性正在消失(至少从硬件上看是这样的)。地域特征与文化性质在一个城市的发展图景中不是可以弃之不顾的。我们知道事物都具有矛盾性，优点随之而来的便是弱点，这不等于我们因此就无须选择。一个新兴城市必定是暂时缺少人情味的城市，繁华而冷漠，没有温馨和浪漫。在一些源远流长的城市，尽管它不会很符合现代人的需要(这种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畸形的和变态的)，却与人性保持千丝万缕的关系，和缓而自然，没能更多的由剧变而带来的浮躁。难道我们向往的只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短暂快活?心灵不需要宁静，不需要文化的滋养吗?那种千百年中培养的城市的性质特点，首先是一种感情化的东西，是一种从感官到认知上的性灵化的东西。它本来是由人性浇灌而成的花朵，它枯萎也是人们自身行为的结果。

　　现在城市是不是反人性的问题——也许用不着深究，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自然形成的形态，至少包含人性的这部分或那部分需要。所谓完整的人性与绝对真理一样悬在永远无法企及的高空。这部分与那部分(需要)是由当下的状态所决定，或者说是一种规律也行。社会每一个重大调整都要预付学费(代价)，它并不以事先的设计为轨道。是的，我们被非理性(同时也被理性)毁坏过许多次——这是人类的永恒弱点和矛盾。当下城市的无序发展是一个有力的例证。现代化的繁华和消费，日益毁坏我们的生存环境。可是，从人们充满好奇心的兴奋的面孔上，你能发现的不就是漫无节制的欲望么?——更高更多的高楼大厦，大街排满花花绿绿的霓虹灯，成群结队的汽车、摩托车，砍光一切树木花草以容纳更泛滥的人潮。这样可以说在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滋长了某种反文明的因素，它符合人性中恶劣的倾向：私心和肉欲，它很可能变成一个杂乱无章的装纳私心和肉欲的仓库。问题仅仅是在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吗?还是这种建设本身有问题吗?全国的城市都像建设中的工地，烟尘滚滚，机器轰鸣。那是物的数量的堆砌，一种数量的压迫，“我”在日益庞大的城市中越来越卑微。“我”已经成了城市的某个对象(而不是相反)，这样的事实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笔者生活在南京。曾经有朋友问我：你喜欢南京吗?

　　我是一个城市人，南京是我的生活之“场”，我从没有自问过这个问题：我喜欢它吗?
从比较的结果看(例如与上海、广州相比)，我不得不说南京是比较好的，它至少还符合我的心境的需要。南京是有文化底蕴的，优雅、文气、不愠不火，带有人情味，而且保持着对于文化的一贯的重视。南京有美丽的树木(尽管也遭到砍伐)，使人们感到自身与自然界的血肉之脉未断。南京有众多古迹，使人想起它曾有的历史地位。南京的生活节奏不快，商品经济的台风还没有鼓起人们过份热烈的私心和肉欲(南京人不太善于赚钱，或者不太为赚钱费脑筋)。还有，南京的污染不算多，书店倒不少等等。我说南京有些好处只是当下的感受中的一种。其实，这种感受也包含了很多的无可奈何的成分。我们所不喜欢的一切外在之物都是存在的实在。我们的内心已无多少抗拒的是意欲，城市人的悲剧不是从现在开始的更不会就此结束，呜呼!我们能拔着自己的头发升空吗?

　　四、文学的冷漠

　　用“冷漠”两字形容当下的文学，实质就是一种评价。与职业批评家与文学博士所持的态度不同，我并不认为“文本”是唯一的。文学作为社会批判的武器这个出发点已为大多数作家所诟病，作家越来越趋向于从个人化的经验中挖掘文学主题，问题恰恰是“个人化的经验”并没有体现个人的真实感受，相反却是一种虚假的和造作的自言自语。缺乏想象的(因此也就丧失创造性的)经验的“复述”；它不仅忘记提醒读者不要埋首于生存的本能，相反却大肆渲染生存即是本能。它只承认实在性和实在的延续性，不敢逾越日常语汇(思维和感受)的禁区，因此而成为生活本身的“副本”。几年来流行的“新写实主义”尽管不能涵盖全部文学创作，但是从它的影响面来看，无疑是最重要的文学潮流。例如，苏童的身后紧跟着一大批摹仿者(包括更多的喝彩者)。我们当然了解文学史上许多昙花一现的事例。我想说的是外在的实在性(生活流)实实在在地淹没了文学的精神，只剩下文字的躯壳，逗人的故事，以及外表形式的热闹。这种文学丧失了激动、信仰、想象、高贵、深刻等等，我们一贯称之为文学的精神的东西。头脑清醒的作家心里明白那是手中之笔软弱的缘故(叶兆言如是说)，是没有心灵疼痛而造成的懒散(苏童如是说)。作家采取低调的做法无非是一种掩护，或者可能是一种符合大众心理的自我包装。“我们不要当牧师”，——叶兆言对我这么说过。还有可敬的作家说：作家与调酒师一样，都是一种职业而已。是因为平庸的社会产生了平庸的文学吗?或者两者间毫无关系?我于是只能说这叫“冷漠”，作家躲起来了，躲进了自己的小院落中悠闲地赏花哩!

　　可是，社会矛盾仍然尖锐，意识形态、信仰、道德、风尚、社会秩序，可以说是危机四伏。为什么这些都不在作家的视野之内呢?作家兴致勃勃地玩味三寸金莲、辫子、妓女、土匪、民俗和民风、成群的妻妾、深院的闺楼等等，那些发霉的黄历翻了一遍又一遍；从作家个人的情趣发展成社会性的文学潮流，表明作家依然具有社会的“镜子”的功能(不是作品反映社会，而是作家反映社会)。

　　在整个文学圈子里，江苏(南京)的作家颇具特色。这个特色在苏童身上集中体现出来，作为某种共性，在叶兆言、鲁羊、韩冬那里也显而易见。“一方水土”滋养一批有类似色彩的作家并不奇怪。正如上海、北京、陕西等地区的作家也有不同的共性一样(比如人们惯常称之为“海派”“京派”“陕军”等等)。我所认识的南京的作家大多站在半空里，只看到远处的景物和人事，与当下隔膜极深。他们写红木桌椅、乌篷船、石桥、竹园、脂粉、长袍马褂都得心应手，写50年以前(乃至百来年以前)的人物(不论男女老少)都栩栩如生，这是一种罕见的本事。读者不止一次问道：阅历欠深的年轻作家为什么能够如此精微地写出他们毫无亲身感受的东西?而且他们的心态与他们描写的题材浑然一体、天衣无缝。甚至有批评家说，他们(主要是苏童)创造了汉语表达意象的最高境界。然而，我是不肯承认的，用古典的语汇来批评，他们的作品基本是文胜于质。文无质而不留，我相信这一点。站在半空中拒绝溶入当下状态，这就是事实。当他们笔下出现沙发、大玻璃、立交桥、轿车、西装时，笔力顿时锐减。更不用说对当下状态的人的描写，以及人与物之关系的洞察。需要补充一点，当下不属于题材的范围，而是认知方式、感悟方式，属于一种洞察事物的新角度，它需要特殊的超常的激情、沉思或玄想。假如说，一个作家对当下生活采取批判的态度，哪怕激烈地拒绝当下的生活方式都行。但是不能以麻木的心灵去批判和拒绝。张爱玲曾经这样写过，她有那种感动读者的深切体验，而不是根据史料来编造故事。说到底，无论是当下的实在或是过去的实在，都不应是文学主题的限定，更不是描写的目的。

　　问题真是因为(南京)的地域吗?我们清楚，地域性如不上升为普遍性，意义就相当有限(“海派”与“京派”都存在这种缺憾)。同时，这种地域性也容易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壁垒——当南京不仅是一个地域的标志，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的类型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能不作更多的深思：这种文化类型是滞后的，还是富有生命力的?

　五、向传统俯首

　　人们稍稍留心，就会发觉南京不光拥有像苏童、叶兆言这些文学才子，而且还拥有董欣宾、朱新建、常进、江宏伟这些国画才子，甚至还拥有成功亮、朱昌耀这些民乐才子。这就是说，南京不是一块先锋派的实验基地(不适合洋味十足的艺术)。它适合那些向传统俯首的人。“传统”在这里不带有判断的性质，而是一种状态。毫无疑问，任何地域性的文化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从历史经验看：南北对峙的局面并不鲜见(例如绘画的“南北宗”之争)。但是它的重心在不断转移。“海派”绘画曾经独领百十年风骚，造就了不少大家(吴昌硕、任伯年、虚谷等)，可是近年来急剧衰落，与它曾经有过的辉煌形成鲜明对比。南京却成了南方的中国画大本营，显示出不可轻视的影响。

　　我简单地描述过南京的当下状态，它的平稳、文气、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这是造就这批作家、画家的唯一原因吗?问题又回到原来的起点——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南京的国画家比起其它地域的国画家更注重于对传统的吸收，他们企望在传统中淘金。与作家一样，他们一致是向后看的，掌握一种精妙的图式，然后不断地加固，最终变成自我包装的模式。但是他们的个人模式之间是有类似之处的，那就是小心翼翼地与大众的口味保持距离，不疏不远，既赢得艺术上的相对独立，又不致于被社会冷落。传统在他们那里没有被发扬光大，而仅仅只是某种自觉的延伸。于是艺术的生命(创造性)在他们那里还剩下微弱的脉搏，静悄悄地进入休克状态。

　　画家过着静悄悄的日子，画着静悄悄的画，无疑带有悲哀的性质。活泼的生命提早结束了，不再需冲动和激情，想象和憧憬。传统是先验地存在着，它具有各种阐释的可能性，但首先是一种存在的实在，在我们之外的实在的东西。沸沸扬扬的“新文人画”的性质(南京是“新文人画”的汇集地)，与“新写实主义”如出一辙。这就是说，两者都缺乏当下的观照(认知和感受)。用昆德拉的话说，他们的作品属于艺术史(文学史)之后的作品，因为他们没有参与艺术创造的进程。当然，画家的局限性要更明显一些(与民乐一样)。他们在材料与语言的运用上，自由度要小得多。

　　我们面对的一切(事实)都是避免不了的，已存在过的一切（事实）都属于这个时代的实在，作为某种限定，自然是我们的判断的基础。我们不满足于自身与实在的混同，同时又在实在的限定中想象中想象自身指向未来的可能性。其实，地域对我们来说，也是诸种事实中的一种。我们总是在“场”，而且总是挣脱“场”的限制。

作者：李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