睁开眼睛看

　一

　　被誉为“文化昆仑”的钱钟书标志着这个时代的文化品格，书斋里的学者取代了思想家的位置，这意味着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充当的角色缺少光彩。

　　猖狂之士李敖将知识分子贬低为最卑鄙的阶级，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激愤之词，但如果按传统的知识分子概念来要求知识分子，那么不难看到，由于各个特定阶级受到的压制程度和形式不同，他们早在本质上变得非常软弱和驯服。在发达国家，对现有知识分子概念的解释发生争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其界限越来越模糊，一种是掌握了技术的高级雇员，一种是肩负社会道义的批判力量，也即是人文主义精神的传人，不少思想家只倾向于将后者称之为知识分子。我以为这种解释表现出他对自由精神的创造性的高度重视，也就是说，把社会道义和精神自由置于技术之上，并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这种职责。爱因斯坦毫不怀疑：欧洲知识分子的出色成就的基础，“是追求真理的愿望必须优先于其他一切愿望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思想家身上那种闪光的道德感，那种具有特殊魅力的人格力量。很显然，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全部事实都表明，人格的尊严与自由的不可侵犯是所有幸福中最不可剥夺的东西。心智健全的人从来不向往被圈养在丰衣足食的快乐的动物园里。在社会发展的模式中，不能接受的是那种缺乏激动和生命力的精神创造，仅仅符合一种甜俗的小市民胃口的富足生活——例如东南亚某些小国的例子。一个社会在何种程度上是完美的，只有看它是否符合人性的全面发展，而知识分子在其中恰恰应该是一种当之无愧的向导的角色。

　　当然，概念的争论只涉及知识分子社会属性的变化，我的意思不过是指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发展人文精神上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钱钟书只是个学者，他的意愿是在书斋里研究学问，并不在乎自己的学问成为“显学”，洁身自好的学问家成了知识界的红人，但愿这是一种临时性空缺的补充。

　　由此我想起威廉•詹姆士的一句话：任何一个问题的最大敌人就是这一问题的教授们。如果把这个说法延伸一些，我们便会发现，产生于人文学科中的僵化较之于科技研究领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这种僵化导致了人文学科的技术化倾向，导致了研究者的庸俗化和目光短浅，画地为牢的学科同时又使研究者对于社会道义漠不关心。从现象看，这是社会分工造成的个人主义的泛滥，但是，这种个人主义是(按西方社会学的概念)失去主体性的个体，那是非常卑琐的软弱的状态，因为这种自私的个人主义不仅达不到实现自我价值的目的，相反会在私欲的冲突中消耗完有限的精力。社会现实充分表明的事实是专制高压的社会与金元统治的社会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清一色社会，凡是清一色的东西都是对人的强制。一个丰富的深邃的心灵宁愿面对清风、面对白云发出呼吁，而面对潮水般涌来的庸俗的时尚，要么成为中流砥柱，要么就同流合污。那些表面上愤世嫉俗的人一转脸便会去邀功请赏或者在闹哄哄的市场中东张西望，等候识货的买主出现。曾经有人说，布鲁诺被烧死不过是生不逢时而已，地球中心和太阳中心的争论到该解决之时自然而然就会解决，不需要任何流血的对抗；这显然是一种庸人的随遇而安的人生观。历史并不能“自动”地解决所有问题，在它浩浩荡荡的潮流前面必定有一群开路先锋。那些狂妄之徒敢于声称自己代表了历史的真理，而那些明智之士宁肯庆幸自己的判断能与历史的判断不谋而合。

　　假如我们从身处的生活圈子抽身而出，作为旁观者来看看那种毫无起色的生活，内心不免要产生震动。一个心智本来是健全的人在常年累月的碌碌无为生活的浸泡中也会变得逆来顺受，现在的社会舆论就是那种奉日常生活为最高原则，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压迫的东西。现在的人们厌倦那种对美好和崇高事物的渴求，相反却漫无节制地怂恿人性中那种丑恶的欲望，可是我们无可奈何地接受全部这些事实，我们甚至不愿意去谈论它。我们不再争取讨论那些重大问题，比如社会发展的模式问题、人的权利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文化问题、甚至文学、艺术等等专业问题。

　　一个聪敏人在笨蛋堆里会被看成是傻瓜，于是他只得心甘情愿充当笨蛋，这几乎成了一种天然的规则。讨论严肃的问题在现代中国一直是忌讳的，除“五四”运动前后有过一段百家争鸣的局面(包括三十年代的几次论战)外，在通常情况下，讨论的某一方如果与权力结合在一起，就会使用武器的批判来取代批判的武器。如果办不到这一点，那就运用第二手，漫骂、恐吓、诽谤等等，到实在无办法可想时，便像清末遗老那样干脆冷冷瞪一眼，暗中咬牙切齿咒骂几句，这种三部曲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历史中是屡见不鲜的。于是，以辨明是非为原则的讨论一直没有真正展开过。在以往阶级斗争盛行的年代，屈从于政治高压，在现今又主动丢弃发言权，当现实矛盾已经揭开自身秘密时，却由于那种该有的关怀不够而延误进步的机会。知识分子何时才能够不像鲁迅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的“瞒和骗”呢?

　　二

　　一个拉货工人一边拉车一边梦想转瞬之间成为暴富，而不乐意靠勤俭靠出力来过好日子，发不义之财几乎成了有人心照不宣的向往。这是当今社会普遍的道德水平滑坡的一个征象。(我指的滑坡并不是以当年受政治狂热而产生的虚假集体主义道德为参考背景，而是想表明生活的道德水平离开正迫近的现代文明所要求的范围及高度实在太远。)就社会凝聚力这一点说，在缺乏合理的正常的社会规范的情况下，政治狂热不过是一种原始的宗教狂热的延续，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在权利方面所掌握的主动性主要地是在理论上，激发热情的动力来自彼岸世界，其持久性必然是可疑的。在一个时期内，由于强制性集体主义道德付诸东流，社会转型之际还未顾及——或者说，是在放任或鼓励追逐财富的风尚中，私欲被过分鼓动起来，与以往虚假的集体主义道德比较，又成为另一种极端，一种导向混乱与无序的开始，不过这是真实的道德堕落的标记，毫无疑问，这将会成为一个新的尖锐的社会矛盾。

　　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社会风尚能在逐步形成的新的社会规则中得以匡正，然而社会风尚仅仅是一种表象，当今这个世界正处在和平改良的时代，革命已被人们淡忘，人们的观念一下变得面目全非，即使最崇高的字眼在他们那里也如产品广告词一样，以致无法再用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我们心目中的美好的事物。终于有一天，人们惊讶地发现，在他们所学到的所有词汇里，崇高或卑贱的品质已经无法区分．当他们从每天的电视新闻中听到对国家大事的评述的用语竟然与日常调侃如出一辙，便自然而然变得轻浮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个人从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框框中迈出一步，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当代生活中那种畸形现象，当报纸谈到社会转型时，单是指经济形式，是指经济增长策略中的务实态度。社会进步是全面的进步，如在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方面(诸如政治意识形态、文化道德水平等等)滞后于经济，或者说，对这些主要方面的考虑根本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某些政府部门和官员的腐败问题对于风尚的影响是致命的，它产生的后果远远大于社会上的暴发阶层。所谓合理和正常的社会，首先取决于一个清廉的政府和一个强有力的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法律制度。如果一个人可以通过权力交易获得利益，其产生的作用就如毒雾迅速弥漫，劳动成了一桩可耻的事，不劳而获反而成了大家猎取的目标。大量事实证明，当代劳动者的素质和敬业精神正在下降，而发财的欲望却无限地膨胀起来。

　　追逐财富的动机本身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根本动力之一就是追逐财富的经久不衰的热情。但是正如人类理性本质上具有的矛盾，务实主义的态度同样会造成单单注重肉欲的另一极。尽管个人合理欲望的释放与实现在现实社会中远远未解决，但却通过另一些渠道以畸形的形式发展起来。韩国总统金泳三在谈到“韩国病”时说：“扶摇直上的地价、房价、使无家可归的庶民望而生畏，叹息不止，相反，通过房地产投机，瞬间暴发起来的百万富翁，却热衷于高消费……这种亡国风气，使无数善良的劳动者和靠月薪过日子的市民们丧失了劳动欲望，充满了空虚感”。我举的拉车工人的发财梦正是一个典型例子，事实上，我们从各个阶层的人的行为中——文人下海、教授卖大饼、工人消极怠工、农民不肯种地、商人唯利是图、官员搞权钱交易等等，可以看到一幅明了的画面，这种社会风尚不仅不能促使社会财富合理增长，相反会迅速走向它的极限。

　　三

　　人们惯常善于搁置那些每天发生和存在的矛盾，自我麻痹几乎是种普遍的心态；同时，人们又总是那样怨气冲天，有时候那种无缘无故的愤怒简直令人惊奇。虽然有的人把所有现实矛盾一言蔽之称为前进中的暂时性的挫折或失误，可是我们所有的被种种苦恼所困扰的人并不这么乐观。原先的权威正在崩溃，社会秩序趋向混乱，纲纪与道德遭到挑战，知识分子无精打彩，由于一小部分暴发户的穷奢极欲，新闻舆论在导向上的偏重，金钱万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且金钱已无清白和肮脏之分。最危险的是，这种乌烟瘴气的社会风尚开始波及下一代；我以为几个经济增长的简单数据仅仅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是不重要的方面。

　　在传统的理论家那里，谈到所谓社会矛盾，大多是在阶级理论，或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中去寻找，他们是用一种逻辑去演绎，然后把矛盾抽象化和理论化。我们知道，矛盾的发生与解决也许和抽象理论毫无共同之处，我们也知道，靠那些陈旧的理论与概念已经无法全面认识当今的社会矛盾。经济的增长与否，尽管在当今社会占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然而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位置，实际上，经济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是一个当今世界的普遍问题，除此之外，我们面临的另一些社会矛盾却是特殊的至关紧要的。
即使经济飞速增长，也不会因此解决所有矛盾，况且，经济的飞速增长是受制于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的。如果社会的领导层无力处理那些矛盾，这说明了什么呢?在这里我们遇到的麻烦仍然是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壁垒，因为当事人与局外人之间的最大区别不是对问题的看法不同，而是前者只考虑或者只说“应该”，后者却在“应该”的背后看到了“不该”，由此便说“不应该”。在大多数人那里，对社会问题的考虑早就心灰意冷了，那种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已经变成了消费意识和梦想发财的怪念头。马尔库塞描画了美国社会中的“单面人”形象，尽管社会背景不同，我们仍可以从我们社会的病态中看到人们身上类似的毛病。当然，我不主张完全依赖人们的混沌的感性，这不光涉及某种哲学观点，如果我们能够自由地发表意见、自由地讨论问题，就必须有一种现实态度。例如，在中国所有重大的原则问题都只有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是以不容置疑的历史真理的面貌出现的，可是矛盾恰恰在于这种解释与这个历史的阶段的不尽一致，严格地说，是与历史机遇相悖的。在现实生活的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由于人们认识不到这种起码的尊严而丧失主动性和热情，成为卑贱的顺民，与此同时，又在另一种形式上发展了与正常社会秩序相仇恨的天性，由此派生出种种弊端足以使我们认清这个矛盾的主要轮廓。

　　四

　　面对这种种风尚和矛盾，知识者居然除了牢骚以外激不起一点论争之欲望，我们不能不在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生活里寻找原因。

　　如果有人真实地写一本中国当代哲学史，我想那一定是一本漫画化的书。研究哲学在中国是一种可怜的职业，而哲学是一种实用工具；它在一般情况下仅仅是某种教条或演绎。当一个哲学家首先不是考虑应该思考什么，而是考虑什么不该思考，问题的症结已经暴露无遗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正当西方哲学家在新的知识方面，在新的观念及新的思想方法方面进行很大规模的整理和突破，并且以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广泛性探索科学真理，人文主义的新解释，涌现了许多优秀哲学家，为人类思想提供了新的营养和生机，而中国的哲学家却如马克思本人所说的，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是它的思想方法。这两种思想状态的差异最主要表现在，思想是用来观察现实，开启心灵和增加智力，还是用来控制思考，愚弄精神和压制生机这两个对立的方面，因此，马克思关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还需要加上一个前提，即统治阶级的思想必须在强权与专制的社会中才能成为统治的思想。思想本身是扼杀不了思想的，布鲁诺与无数布鲁诺式的人都在烈火与暴力中被消灭，所有教条主义如果不与统治的思想——意识形态结合起来，便不致于产生很大的恶果。称之为哲学家，并在这一领域称之为权威的人——冯友兰、贺麟、洪谦、金岳霖等等，在从事哲学研究的开端都是雄心勃勃的，但是由于整个严酷时代的限制，思考所必需的自由精神被掠夺，他们几乎无法避免在思想的探索中钻进牛角尖，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给人以变节的感觉。

　　李泽厚在1983年这样说：“使我很高兴的是，近年来国内已有许多人承认和研究皮阿惹(现在翻译成皮亚杰)，也有一些人在认真介绍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些同志重视了科学哲学如波普、库恩、拉卡托斯、瓦托夫斯基等人，个别人在开始注意波兰尼，对康德哲学的态度也有了很大变化。”他认为“这几年我们确是进步的”。把进步的起点放在仅仅对国外哲学的研究信息的了解上，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先天的悲剧，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哲学家瞪大惊奇的眼睛面对世界哲学现状时，他们实际上已经不具备朝深度研究的资格了。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不少哲学家(如果抬举一点这样称呼的话)像在市场上挑选时装一样轮换寻找时麾的西方哲学家，生吞活剥他们的观念与方法，然后涂上现实允许的保护色，冒充新思潮的代言人。我记得葛兰西在他著名的《狱中札记》中说的：“意大利人民优先读外国作家的书那个事实意味着什么呢?它是意味着人民感觉外国知识界的智力和道义的领导权，他们觉得自己与外国作家的联系比和‘本地’作家联系的程度大些。”纵观80年代中国哲学界的主要事件——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方法论热”以及“文化热”，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是，中国哲学家所起的作用是无足轻重的：一方面是因为几十年一贯制的意识形态仍然具有至高的权威；另一方面是因为对西方思潮的涌入采取完全被动接受的态度，因此，从影响程度及范围看，名为哲学家的人实际上只是起到了一个传递的作用，所谓哲学仅仅成了知识与智慧的信息，而不是知识与智慧本身，作为对现实思想理论的空缺的暂时弥补，这是一种简单而速效的手段，然而，中国哲学家在没铲除原有的教条主义的情况下，是无从谈到思考的深度意义的。

　　早在20年代，那个以反对俄国革命著称的奥托•鲍威尔就声称过：当无产阶级的统治机构正在这样增强时，无产阶级本身却越来越削弱；同样，葛兰西以他在党多年的经验指出：官僚集中制在国家中占了优势地位，那就是一个标志，一个信号，它说明统治集团脱离群众而变成了一个旨在保护自己特权的狭隘的小集团，它制止、窒息及致扑灭对立力量的发展。几十年来意识形态宣传的惯性似乎变成人们的思维定势，以致在许多场合，不管是学者还是理论家(哲学家)，都不是以个人身份而是以完全认同意识形态口径的身份在发言。这是一个思想体系成为意识形态之后的必然结果。时代的智慧只集中在一两个首脑人物身上，历史不断被复制和推延。从广泛的背景看，就如儒家教义作为皇权统治的必要条件，思想的清一色成了绝对的原则，也就历来出版物中反复强调的一点：统一思想——单一的色彩、单一的声音、单一的思维，这就是全部秘密所在。我们知道，即使严肃的思想者不接受种种现实的胡闹，在丧失正常的哲学研究的背景下，也只能任凭“帮闲”与奴才上窜下跳。康德曾这样答辩：我可以沉默，但不会说我不愿说的话。做到这一点困难吗?在这里，学术与独立人格的关系最显著地凸现出来。朱光潜最后忸怩地宣称自己原来“是尼采的信徒”时，可能只是一句牢骚话，他知道在中国当一个尼采的信徒只能等到该说的时候才可以勉强说出来。

　　也许当代生活的许多层面不一定折射到哲学思考中，但是，哲学绝不是某种完全专业化的所谓“槛内人”的思想游戏，而且就哲学与现实的关系而言，尽管有它的自律性意义，同时也有它对于时代知识及真理的阐释的天职。哲学家绝不类似那种研究尖端科学(航天技术、核理论等等)的人，哲学家的关怀应该与社会的关系相一致，它不是为了造飞机或烤面包，而是让人生活在所有思想和知识的尊严的基础上；因此，任何利用哲学为实用工具，或者将哲学偷换成信仰的做法都是故意犯的错误，是一种无视现实的对知识及真理的曲解。

　　1989年之后，哲学界出现了某种朝宗教倾斜的趋向，很显然，宗教精神始终没有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中占据位置，在民间，宗教等于迷信；在文人士大夫阶层，宗教不过是一种油滑的人生观的点缀。提倡宗教精神，或许是表现出当代某些知识分子重塑灵魂堡垒的企图，他们不愿看到一代一代知识精英自甘沉沦，让灵魂对意识形态保持独立的余地。不过我以为，在当代社会，那种被几个人津津乐道的“终极关怀”不过是许多世纪以来各个经典思想家的余唾，“登山宝训”终究离我们太遥远了，况且——正如萨特强调的，哲学离开现实的人，本身便是无可救药的堕落。

　五

　　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如果抹去鲁迅、胡适、郁达夫、林语堂等人，将是不可想象的。文学在中国同样标志着文化发展中的最高水准，完全可以说，没有一个现代哲学家、社会学家或任何其他人文学科研究者能与鲁迅所代表的文学家相提并论。文学在各种压力的隙缝间以极其顽强的生命力成长和成熟，尽管它一度差点儿被窒息，但在70年代末又重新找回失落的光荣，奠定了当代文化精神的基本水准。因此，我这里所谈的鲁迅不是他本人，而是文学，是文学所体现的他的精神。

　　曾经有人把鲁迅和泰戈尔作比较，认为前者是为中国写作，后者是为人类写作，那意思无非表明为中国写作的鲁迅要略逊—筹。我不想作这种无聊的争论。许多人热衷于此，说明他们只对虚荣的东西感兴趣，或者是丧失自信心的症候。为中国而写——且不说鲁迅是否出自这样的动机，就作家的创作倾向而言，绝对不是一种障碍。文学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有一个伟大作家就有一个创作动机和创作的目的。

　　由此我们可以用一种更为从容的态度来评价近年来的中国文学，同时也能在客观的判断下看见未来的光芒。张贤亮曾对文学创作的状况作了一个比喻：文学界开始闪现许多小星，但是还缺乏巨星。我们都知道小星的亮度有限，它无法穿透时间的雾障，包括张贤亮本人在内的许多名重一时的作家，三年五载以后，人们竟然需要费劲地作一番回忆才会想起他们以往有过的作为。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朝代的某种发明在相隔若干朝代之后又一次被“发明”，那种反复与循环便是中国特色的历史。我想一百年以后的人们在谈到中国文学时，一定会这样称呼：“五四”之前的文学和“五四”之后的文学，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分界线。而70年代末的所谓“新时期文学”却无这样的殊荣，因为它仅仅是历史运动的反复——或者说，又一次循环；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它的“思想解放”的前提仍然是在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我们回头看看，除了当时的“朦胧诗”有相当的独立意志和艺术张力，就小说而言(这恰恰是文学的主要形式)进展要缓慢得多，当时的作家犹如躺在娘的怀抱诉说委屈的孩子，几乎完全不具备个人深刻反思，因此也就失去了存档的价值。这种评价对于事后的人来说是很简单的，可是在如梦方醒的人那里却是两回事。茅盾有过这样的比喻：文学青年来不及架设大炮，就用手榴弹和刺刀参加战斗了。文学作为社会批判的武器已为现在大部分作家和批评家所诟病，他们至少忘记了一点，中国作家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也许今后依然没有理由单单在自己的花园里欣赏鲜花。

　　人们一般倾向于将文学的高潮定在1985年左右，似乎文学不仅在社会影响上，同时也在本体的意义上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不过，1987、1988年以后的文学——尤其是1989年之后的文学，显然过分夸大了文学的本体意义，我指的是，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都在有意无意地忽视文学对社会的责任和它与现实的联系。现在，读者对于文学的期待要比文学所能提供的东西多得多，这一方面说明读者固执地认为文学依旧应该是它所被认定的那种东西；另一方面说明文学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无足轻重。按照一般的道理，给文学规定任何原则都是不适当的，因为文学史包容了无数互相对立的成功范例。用一种东西来阐释另一种东西——就如维特根斯坦说的“摹拟”，其局限性总是显而易见的。当文学理论及批评越来越偏重于争夺自身存在的地盘，它便悄悄地成为一个学究的小圈子，时麾的概念千篇一律地被重复，那套“话语系统”成了小部分热衷于此道的人的专利。他们只关心自己要说的是什么，而并不具备文学的鉴赏力。事实是，在文学创作面前，理论及批评正在褪色。

　　我敢说，当今中国社会的巨大矛盾几乎不在大多数作家的视野内，那些曾经使每个有头脑的人神经震颤的大事被故意遗忘了，以致于人们在读文学作品时难免产生错觉——对现实秩序不加审视的容认。歌德在回顾自己创作生涯时不无自豪地宣称，他之所以写出一些好作品，是因为他有幸经历了他那个时代的所有世界性大事。这也许是某种分界线，就像鲁迅的名篇《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等等，毫无疑问那是经典作品的本质所在。如果作家拒绝参与某种社会运动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如果他连发生在他身边的关系到社会道义与公正的善恶之争也视若无睹，那他除了自身萎靡不振的情感外还剩下些什么呢?我常常怀有这个想法：凡是眼下有抱负的中国作家都该为下世纪作准备，因为本世纪已经被鲁迅一个人占据，不会再有别人的份了。就经典这个意义说，鲁迅确实完成了文学的使命——时代的最深刻的判断和最高智慧的综合。如果我们忽视文学创作中的麻木，默认那种故意谈化价值观的虚伪，就是彻头彻尾的媚俗，其实也就是出卖——出卖良心。令人不理解的是，现在有那么多的作家不约而同地对自己的言论采取低调处理，甚至耻谈职责之类话题，他们几乎甘愿与庸俗为伍，说得好听一些，这是旧式文人喜欢自谑的怪癖。

　　从所谓“伤痕文学”算起，大大小小的文学流派大约不下数十个，许多才能平平的作家走马灯似地在文坛亮过相，也有一些作品轰动一时，可是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人的创作热情都那样短暂，就像一个注定是短命的人，未等到有所作为便夭折了。我们不妨追问这些人的下落——马原、莫言、残雪，他们上哪儿去了呢?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还时常能够读到一点他们的零星文字，只可惜那种文字给人的感觉是气数已尽。在我的印象中，能够在自己原有的水平上不断挖掘潜力、不断突破自己的作家，只有史铁生、王安忆等等少数几个人，文学在他们那里依旧是纯洁的和美好的，依旧保持着热力和创见。至于“先锋派”和“新写实主义”作家们，才跨了几步便停止不前了。他们大多局限于个体经验，把文学创作当作纯粹个人的事情，虚构了一个“自我”的存在本质，并以此为出发点；或者追求某种与现实毫无联系的形而上精神，给人以虚情假意的感觉。

　　一位批评家告诉我，眼下的作家有三种“情结”，一是畅销书情结，二是影视情结，三是获奖情结。这三点应该说都是作家急于想要名利双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我认为，问题还不止于此，考察近几年的文学现状，可以发现一个非常特殊的毛病，即走马灯似的翻新给创作的积累带来了灾难；而所谓的“新”，全是某种现成样式的或明或暗的盗版。文学当然需要不断地创造新意，那是精神的形式和艺术的形式永远具有神秘魅力的根源，可是我看到不少作家是在靠“新”来掩盖自己的惰性，掩盖自己想象力的贫弱。实际上，把所有“创新”作品选编进世界文学的系列中，就会发现它们并无任何新意。本世纪的伟大作家已经完成了这个世纪在文学上的所有创造性举动，中国作家采用任何一种写法都早已有了先例。米开朗琪罗以他的先见之明说过：“我的天才将造成无数蠢材。”伟大作家在创作上的每一种开拓，都在某种意义上堵死了后人的路子。创作也是一种专利。我们知道，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都越来越难写了，都越来越成为对写作者的智力和感觉的挑战。一个常人拿起笔就能写出一首诗或一篇小说的时代过去了。当我们意识到读《尤里西斯》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竟然与读《存在与时间》一样大时，心里很明白那是一种新的参照，就如我们被《追忆似水年华》中精妙文字与《城堡》中的神话形式所折服一样，除了让我们醒悟到写作已经像一个难解之谜那样令人望而生畏，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竭尽全力一铲一铲挖你自己的理解之井。问题不在于学乔伊斯或卡夫卡，造就完美的有创造力的中国文学，首先是要面对中国的现实，那是思想和情感的源泉。当年鲁迅提倡翻译与阅读受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同样，与我们接近的经验是同属第三世界的拉丁美州的“文学爆炸”。我指的是“接近”，而不是模仿——这方面的例子已经够多了。当然，拉美文学中那种天然的奇异怪诞色彩是它特有的，是它的民族文化与地域环境的产物。我相信这一点，想象力与文化特征应该是一致的，因此特别要强调，当代中国文学已经置身于世界文学之林，重要的已经不是借鉴或学习；实际上我们已经了解得够多了，已经能够如数家珍报出所有伟大作家及作品，可是我们对中国了解得深吗?对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抱有热情吗?我们的思想和感受能够体现出作为中国作家的深度吗?现在当然不需要再重复“诗比历史更真实”的老生常谈，可是当前确实还没有第二个作家写出《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这无疑是一个严峻的事实。

　　六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所谓“严肃音乐”就是几百年前——至少也是几十年前的东西，实际上是通常所指的古典音乐。在文学界，谈到“纯文学”——或者严肃文学，是指作家正在创作的或已经创作出来的作品，一个写通俗文学作品的人是绝对不登大雅之堂的。音乐界的情况正好相反，除了1985年左右，由谭盾、储小松、陈怡等“新潮”作曲家兴起过一阵波澜外，正正经经的音乐创作从此几乎断档了。音乐在文化中的位置一降再降，直至目前人们只知道“著名”的作曲家都是些歌曲作者。而在西方，自德彪西起，音乐历经印象主义、结构主义、表现主义、新原始主义、新民族主义等等变迁，使它的革新一步一步走向多元，十二音、序列主义、噪音音乐、偶然音乐、具体音乐、电子音乐、无声音乐等等，如果开一个整个20世纪各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勋伯格、韦伯恩、斯特拉文斯基、亨德密特、布莱兹、克热内克、瓦雷兹、约翰•凯奇等——的混合音乐会，听众将会感受多么神奇多么丰富多彩的乐曲啊!音乐从来没有在文化创造中萎缩，它的生命力依然旺盛。因此，人们只知道“严肃音乐”等于古典音乐，这显然是极大的误解。现实证据使我们毫不怀疑地相信，在当代中国，音乐是文艺部门中最无起色的一个类别。19世纪的俄罗斯贡献过最杰出的文学家和音乐家，却没有贡献出第一流的画家，就是说，发展的不平衡是现代文明起步较晚的地方的通病。在中国本土，音乐太缺乏赖以发展的基本条件，与1985年的“新潮”音乐有关的才子们几乎全部到有音乐的土地上发展去了，因此也给本土的音乐发展断送了机会。至于才秉平常的“音乐人”，在创意与深度上跟不上趟，于是便埋头于“群众喜闻乐见”的唱唱跳跳之中，而唱唱跳跳需要多少创作的积累呢?当然，“严肃音乐”这个概念本身也是含糊不清的。美国学者迪克斯坦在讨论60年代美国文化时认为，抽去摇滚音乐，这段文化史便无法续写，摇滚不过是采用了一种简单扼要的外在形式，它的内涵充满着情绪的沉重分量，与正统的意识形态处于紧张的对抗。但是，正如所有舶来品一样，“中国特色”的摇滚几乎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它的发育是极不正常的——崔健显然是在离光辉顶点还差一截的地方倒了下去。

　　1988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主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以最大规模的气势显示了中国美术界的“新潮”(即是“前卫”的意思)的力量。尽管在文学界和音乐界也都有“新潮”的勃发，但在普遍性和深刻性上都不能与美术界相比。“新潮美术”可以说概括了文艺与意识形态冲突的全部内容，特别是对传统的否定和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全面吸收上，它的影响力达到了顶点。除了从事这种创作的艺术家本身，几乎所有观众全都一片惘然，同时也带来一种长久的情绪躁动。不过问题同样在于它与它所需要的现实环境相离太远，1988年之后“新潮美术”的大衰落便是一个证据。在美术界，对传统问题的争论是一大热点，其实这种争论是以“新潮”突起为背景的。问题并不在于观众能否理解一种全新的艺术，即使在国外，毕加索也被称之为一个怪物，他的名字被当成一句刺人的尖刻话。“我是一股洪流”——他说，他冲跨了他前面的所有障碍。一个批评家不得不为之叹息：全世界都在容忍这个捉弄人的混蛋。从本质上说，一种新的艺术即是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和感觉方式，就如杜尚那个充满反讽意味的小便池，竟被公认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因为人们身上存在的惰性是根深蒂固的，所以需要艺术家这只“牛虻”——苏格拉底的自喻。“新潮美术”在中国的艰难历程至少说明，到目前为止还有难以克服的外部因素，这就是说，“新潮”艺术家在很多情况下是在有意寻找打击的对象，与西方的前卫艺术不同，他们的创作动机明显地受着理性的支配，从理解过渡到创作，这种过程是在已有的参照之下进行的——从许多艺术家的“独创性”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我并没有说模仿一定是坏事，但它容易变成习惯的惰性，或者变成某种炫耀。艺术家意识到存在的对立力量，也许在很大程度反而削弱对艺术本体的关注。当然，现象只说明问题的一个部分，艺术家在一个阶段的努力不过是投进历史空白的铺路石而已，时代召唤一代艺术家作出牺牲，而他们也乐于痛痛快快地充当牺牲品。他们只有唯一的得天独厚的乐趣(无拘无束地进行实验)躲在自己又脏又小的工作场所，从中体味个人的美学情趣。意识形态是不会承认他们的，经济压力时时威迫他们，作为一种艺术运动的参与者，他们的苦恼在于梦想与现实竟然如此冰炭不容。与此同时，这个运动本身的缺陷也使它无力向前推进，其中的太多的冒牌货破坏了艺术在创新主义上的群众基础，以致有批评家惊呼：它“在中国今天意味着名利的争夺，虚荣的满足，破坏、捣乱的快感，意味着肤浅的成功，无教养的炫耀”(这是曾经不遗余力为“新潮”呐喊助威的吕澎的最新论调)。我以为，最严重的问题倒是它正在从理想主义向实用主义退却的事实。我看到那些曾经准备献出青春和毕生精力的信誓旦旦的人纷纷缴械投降了，他们竟然非常得意地满足于曾经为自己所不齿的蝇头小利，随时预备迎合所有收买者的口味；悲壮的运动终于以闹剧收场了。

　　有一个情况大家都会承认：没有一个艺术家(或少数几个艺术家)能够代表这个时代，这表明以往那种大一统的传统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解体了，但是，一种艺术缺乏代表人物，正表明它还没有达到该有的高度——就像恩格斯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精彩论述那样。这一点，美术界与文学界是有类似之处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群星闪耀，那只是一团雾状的光带，现在需要最终的完善，攀向最高峰。

　　一个美国的(或德国或法国的)艺术家，不会因为他倾心于中国艺术而被人指责为“崇中”，可是在我们这儿，“崇洋媚外”四个字曾经像达摩克利斯剑悬在油画家头顶。由意识形态原则所规定的“民族特色”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一种强制性的干涉。从历史根源上分析，这种提法有两方面的原因，一种是政治实用主义的需要，一种是对强大的西方文化的畏惧，从而产生的对抗心理；再从实践的轨迹看，凡是顺着“民族化”路子走过来的油画家，全停留在相当幼稚的水平上。我一向认为，油画的标准(连同钢琴、小提琴、咏叹调等等)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内必然是西方的，油画不仅是一种材料，一种技艺，更主要是一种文化的历史，一种文化的精神。“民族化”或“世界性”都不能说不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确立一个很高的起点，这个起点应该确立在当今时代的人类文化的背景上，通过不懈的努力，摘取最高的文化和精神成果。很显然，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最缺乏的是活力，但是，唯有活力才是希望。所谓活力——在西方油画历史中非常显著，即是那种不断丰富的、日新月异的、蓬勃向上的东西，一言以蔽之，就是永不枯竭的精神创造力。

　　从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油画接连上了好几个台阶(这里我不想以“代”来区分油画家的不同特点)，尽管现在还很难挑出个别特别拔尖的人物作为典型，但这个群体足以代表目前中国艺术的最好状态。如果说陈丹青、何多苓是第一台阶，那么现在达到他们那种水准的年轻油画家已经为数不少了，油画的学术层次有了颇大的飞跃，以往那种土里土气的隔靴搔痒的东西不多了，它的表现力和深度被体现出来。也许从目前文化这个怪圈看，问题仍然是“媚俗”的倾向有泛滥之势，年轻的油画家因为急于要推销自己而扼制个性的张扬，甘心从事精工细作(被批评家称为新的“行风”)，将自己固定在某一个惹人喜欢的点上，如果列这样一张名单：丁方、夏小万、刘晓东、俞晓天、韦尔申、毛焰……不难看出他们之中或多或少有这方面的缺陷。“策略”在他们那里已经成了一种抛弃自信心的另一种表达，因此，从创造这个意义说，他们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哈姆雷特式的拷问——生还是死?

　　我知道一般人所了解的艺术家全是些老古董，那些老古董(不仅是指年龄，还包括个人心态和作品)是美化社会的装饰品，本身是没有一丝艺术活力的。例如，“文人”这个概念在今天已经成了刻板、古怪、保守的代名词，中国画家大多首先想成为文人，然后才由文人派生出画家，我听到过许多这样的说法：画中国画就是画文化，所谓文化，不外乎老庄、孔子、禅……因此，中国画与老人艺术之间几乎可以画一个等号了。那些风蚀残年的老画家自不必说，要命的是有那么多的年纪轻轻的中国画家变成了年轻的老夫子，单从这种缺乏时代性和自身激情的现象判断，古老的文化幽灵已经成了一种祸害——我指的是那种乞灵于古老文化庇护的惰性。一个年纪轻轻的人便丧失了冲动，丧失了激情，以老人的心态体味什么“天人合一”，乃是发霉了的枯竭的心态。

　　当我走进李可染先生画展的展厅时，只有一个感觉，中国画的表现力显得陈旧而单调，像他这样几乎以英雄般的耐心毕一生精力研究中国画，仍然少有根本性的突破，我确实深感压抑。众多的展览——如广州第一届艺术博览会上的成千上万张作品，能够称之为好作品的，实在是寥寥无几。事实上，中国画在很多场合代替了杂耍游戏，或者代替了唱堂会的角色。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中国画直接变成廉价的商品，因此掀起了群众性热潮，另一方面，它因自身缺乏进步动力所以无法扭转衰败的趋势。这正是与所有传统艺术(京剧、曲艺等等)相似的，它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发展，而是如何保留。

　　变化和发展是事物的基本规律，十几年时间在我们每个人眼前飞逝而过，就如刚刚拉开了序幕，由于我们急等着收场，它便显得特别短促。事情真的能如我们意料的那么美满，我们宁愿把这节生命压缩；但是，假如到收场时我们每个人都目瞪口呆呢?

作者：李小山